民国曾有一位奇女子，人们已经忘记了她的原名“陈秀清”，只记住了她后来的名字“潘玉良”。潘玉良是中国旅法最早最著名的女画家，曾两次远渡重洋，在巴黎从事艺术活动达50多个春秋。她的油画作品融合中西，色彩线条互相依存，用笔俊逸洒脱，气韵生动，赋色浓艳，雍容华贵，别有趣味。她一生之中留下2000多件艺术作品，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潘玉良的一生，混合着骂名与赞誉，充满了传奇色彩。骂她的人，嫌弃她出身青楼，容貌丑陋。诋毁她的画作，扬言“妓女不配进入艺术殿堂”。然而她却在国外获得无数个奖项，到世界各地去开画展，一幅作品的售价高达2920万。

        从青楼婢女到留洋学生、从大学教授到旅法画家的传奇经历，再加上巩俐、李嘉欣前后两位女星的戏剧化演绎，让人很容易对潘玉良的容貌产生美好的遐想。看她流传在世的十几张自画像，也觉得那是民国淑媛该有的模样。但是从潘玉良留下的的照片看，反差有点大。网上有人说，真实版的潘玉良五短身材，颇为壮硕，衣着潦草，皮肤粗粝；短发蓬乱，脸宽且长；眉毛高挑，细眼眯缝；鼻子扁塌，厚唇紧闭，凛然不可侵犯，魁悍如男相，与娇柔妩媚绝缘。至于性情，与她有过交往的人也持一致的态度：此人性格豪放，大嗓泼辣，能喝酒，会划拳，爱唱老生……连丈夫潘赞化在 1955 年的与妻书中也评价道：“你一生不讲究装饰，更有男性作风。少年骑马射箭，都是好手……”

遇见贵人　走出青楼

　　如果没有遇到潘赞化，潘玉良一生都将蒙尘于世，凄惶以度余年。而命运的转圜，往往如此神奇，因一事而转折，亦因一人逆天改命。

　　潘玉良原名杨秀清，1895年生于江苏扬州。扬州自古繁华，但于她，却是最素寒与悲怆的底色。她一岁丧父，两岁时姐姐死了，8岁时唯一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撒手人寰，孤苦伶仃的秀清被舅舅收养，遂改名张玉良。

　　寄人篱下，玉良做事勤快，且识人眼色，如刚进贾府的黛玉，行走坐卧，言行谨慎，让舅舅一家无法挑剔半分不是 。但玉良长到13岁时，嗜赌成性的舅舅钱财耗尽，将玉良骗到芜湖，卖给了妓院。玉良先是被遣做烧火丫头，她不怕吃苦，但其后四年之内，因拒绝接客，性情刚烈的她逃跑十多次，皆被追回且受到毒打。

　　直到有一日，在当地富商安排的宴席上，张玉良遇见了潘赞化。

　　1885年出生的潘赞化参加过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和徐锡麟组织的安庆起义。后来留学日本，辛亥革命胜利后，潘赞化回到国内被任命为芜湖盐督。

　　那日，他应朋友之邀去赴宴。席间，玉良轻弹琵琶唱了一曲《卜算子》，铮然作响，但并无悲切之意。身处烟花却无脂粉之气。应对之间自带不卑不亢的神情，有种凛冽的气质。潘赞化动了恻隐之心。席间他和玉良多聊了几句，得知了她的凄惨身世，这个相貌并不出众的女子不只是让他可怜，似乎解救她，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他不惜重金以二百银元把玉良赎出了青楼。

　　潘赞化还为她写了一首诗，表达对其品性的欣赏：“原是冰肌洁白身，玲珑心曲本天生。漫言埋没无颜色，一出污泥便可人。”他救她逃离苦海，但二人的相遇还是晚了一步，当时的潘赞化已娶妻生子。一年后，潘赞化正式娶她为妾，还请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做证婚人。张玉良为了感激潘赞化的知遇之恩，将自己改姓“潘”。

潘玉良于1931年创作的《我之家庭》，左一潘赞化，中间潘玉良，右一潘赞化与正室之子

　　婚后夫妇二人住在上海，潘玉良求知欲和上进心很强，潘赞化特请了一位老师教玉良读书，玉良天性对色彩敏感，喜欢画画。1918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玉良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勤奋刻苦，成绩优异，经常受到教师和校长刘海粟的激励。潘玉良自己说：“不止一次地从梦中笑醒。”因此，玉良也受到一些人的妒恨，一时间流言蜚语，漫天飞舞。

　　潘赞化不为世俗偏见所动支持玉良。最终潘玉良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兴起，潘玉良考取留法深造，从此远渡重洋，同行的还有苏雪林、林宝权、罗振英、杨润余等13名女生，在“法华教育会”安排下，离开上海港口驶向遥远的欧洲。

　　潘玉良先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法文，两个月后考进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两年后毕业。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达仰·西蒙，与徐悲鸿师出同门。1925年参加意大利美术展览获奖章和5000里拉的奖金。

　　1928年冬季，潘玉良学成归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西画系主任。年底举办回国后第一次画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一本《潘玉良画册》，其中《壮士头像》被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以1000银元收购，轰动一时。抗战期间，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义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结果受到一些无耻之徒诽谤攻击“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等等谗言污语。玉良不为所动，她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她创作油画“白菊”，寄托自己对艺术，对爱情的无限忠诚。

　　1936年，她举办了个人第五次美展，也是她在中国办的最后一次画展，她的《人力壮士》赢得了最高荣誉。画的是一个裸体的大力士搬起石头来保护小花小草，寓意着劳动人民的勇敢与善良。然而就是这幅画，在画展中，被人用刀划了很多口子，然后贴上了嘲讽的字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而同样是歌颂劳动人民的画作，同时期徐悲鸿创作的《愚公移山》却得到了广泛赞誉，这云泥之别的待遇，令潘玉良内心疼痛如万箭穿心。

　　“妓女不能玷污象牙塔”，这非议又如潮水，肆无忌惮涌来，这一次，潘玉良深知这个封闭又保守的艺术环境无法容纳自己，无奈之下，她终于再一次下定决心回到欧洲。

　　1937年，42岁的潘玉良又一次离开家乡，谁知道，这一去四十年竟是永别，她再也没能够踏上故乡的土地。

再次出走欧洲

　　在欧洲的日子里，虽然自由，但对潘赞化的思念让她倍感孤独寂寞。起初，两人还书信往来。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通讯中断，玉良和赞化失去了联系。1945年，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潘玉良也迎来了艺术的春天。

　　她的作品参加塞鲁希博物馆的“中国现代画展”和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的“中国画展”，还作为代表去美国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现代国际艺术展览会”，《华美日报》赞她是“艺术精英”、“令人敬仰的艺术家”。

　　1950年，潘玉良去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4国办巡回画展。渐渐地，潘赞化的书信少了，有时只有三言两语的客套话，后来竟长时间断了音信。

　　1958年8月，“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

　　画廊 展出了她多年来珍藏的作品，展览未闭幕，展品除自藏未标价外，均订购一空，可谓盛况空前。

　　美展宴会归来，画桌上摆着潘赞化的一封来信，她双手颤抖着将之拆开：“来信预告美展有成功之望，将实现你之积45年之理想，当祝当贺！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

　　潘赞化在信中措辞委婉，善意提醒，冰雪聪明如她， 怎不明白他的苦心孤诣？虽然关山迢遥，她仍能从万里之遥传来的信息中获知国内“气候”的异常，那些匪夷所思又令她震恐不已的变化让她担心国内亲友的安危，尤其是赞化的处境。但他千叮咛万嘱咐，让她暂缓回国。

　　1959年，巴黎大学把多尔利奖给了潘玉良，这在巴黎大学是史无前例的奖励。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给了她。5年后，法国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一天，一位叫王萍的女士专程来到玉良的住处，她代表大使馆来看望玉良。直到这时，玉良才知道潘赞化于1959年7月已离开人世。自此，她心中那一盏烛火倏然而灭......玉良悲痛欲绝，遥望蓝天，忧郁成病。此后身体时好时差，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玉良更加思念故土和亲人。1976年她给儿子潘牟信写信：“我一接到家信，就想到我的问题……我想把身体养好了，就回祖国了……”。

　　“边塞峡江三更月，扬子江头万里心。”越是暮年，玉良思乡之心越切，尤其到了最后的岁月，自知来日不多。女画家的枕头下面，总是留有一张字条，下面写着：“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烦朋友们将这封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作纪念。中国，安庆市，郭家桥41号。”

潘赞化当年送给潘玉良的怀表

　　1977年，潘玉良长眠于法国，墓碑上用中文刻着“潘玉良艺术家之墓”。

　　她一生以不倦的创作热情，留下了2000多件艺术珍品。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多次画展，均引起巨大轰动。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卢浮宫收藏了她的油画作品，她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入卢浮宫的画家。

      生不逢时，际遇堪怜，但潘玉良却挣脱了时代与命运的桎梏，成就了不朽的艺术奇迹，因此被后人赋予了“一代画魂”的美誉。她曾说：“我的一生，是中国女人为爱和理念争取女人自信的一生。”

　　而她与潘赞化那段荡气回肠的爱情，也成为一代传奇最令人唏嘘不已的注脚。在长达数十年的天各一方中，故人不相见，唯寄静夜思。在命运的翻云覆雨间，在40年的长别后，终于，他们在天上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