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来自上海的中国女子郑念凭借其英文自传体回忆录《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一夜之间成为在英语文坛最出名的华裔女作家。她在书中揭示了中国“文革”十年的血泪真相。她犀利的文笔像一把利剑刺破天空，直指暴政下人性的丑陋与不堪，并给予人们追求希望和真相的勇气。

　　该书在英美一举成为畅销书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中国大陆也将其译为《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之后，该书又以其它译名被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在大陆掀起了一个“以个人回忆录形式来解读‘文革’”的高潮。当然，现在这本书在中国已经成了禁书。

      今天，我们的故事主角就是这位被称为中国最后的贵族，姚念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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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中产之家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郑念后来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郑念夫妇完成学业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夫妇两人投奔重庆，郑康琪加入了民国外交部，驻澳大利亚长达7年。驻澳第二年，他们的女儿梅萍出生。澳洲7年是她最快乐的日子。1948年带着6岁的女儿回国，丈夫供职于英国的壳牌石油公司。1957年丈夫郑康琪因癌症病逝。此后，42岁的郑念接替丈夫担任壳牌石油公司英籍总经理助理，开始了9年独立工作养家的日子。

　　除了丈夫过早离世，郑念的生活基本上是风和日丽的。1949年后在上海这个当时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之中，仅有十几户的家庭，还能勉强维持着旧日的生活方式，住在原来的宅第里，家里雇有几个佣人。她的生活依旧体面，她穿旗袍和定制洋装，能说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和英语，却有众多的人将她视为上海淑女名媛的代表。家中陈设明清古董，独立的三层小洋楼，家里仆人、厨师、园丁等俱全。这也多半因她身为当年绝无仅有的外资公司雇员的特殊背景。而壳牌石油公司在共产中国，也是硕果仅存。郑念一家便得以游离在政治运动之外，还没有受到冲击。甚至邻里对郑念也知之甚少。然而，这一切美好，在1966年被打破了。1966年，壳牌结束了其在中国的业务。与此同时，荒诞暴力的“文革”爆发。

　　1966-1973年噩梦：6年半狱中生涯

　　1966年的某一天，两个陌生人敲开了郑家的大门，通知郑念参加批判会。个性直率的郑念表示自己对此不感兴趣。不料其中一个人愤怒地责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郑念脱口而出：“‘文化大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商行服务，又不是文化组织。”

　　历史在此刻发出了一声冷笑。由于郑念曾经留学英国，又长期供职外商公司，她被指控为英国间谍。8月，红卫兵来抄家没收财产，将郑念软禁在家中。9月，在经历了一场批斗会后，郑念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

　　在狱中，郑念受到多次审讯、拷打和单独监禁，但她拒绝承认那些被指控的所谓罪行，倔强的她因此饱受皮肉之苦。她的双手长时间被反铐在背后，勒得血肉模糊，以致每次如厕后，想要拉上裤侧的拉链，手都会痛如刀割。在狱中，曾有人好心提醒她可以放声大哭来引发同情。但郑念却一次也没这么去做，因为她实在不知道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号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此外，她觉得那些在她面前不断晃动的红卫兵们，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尚未开化的野蛮生物”，她与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

　　郑念是一个淑女，但这并不代表她懦弱。相反，她看透了造反派骨子里的欺软怕硬，她的抗争行动非常顽强。每次在狱中，看守人员强迫她递交揭发别人的材料，她从来不肯揭发任何人，也从不承认自己有罪，最后的落款本是“犯罪分子郑念”，她每次都要在前面再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之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郑念在监狱中被监禁了六年半，但是监牢却无法困住她的灵魂。在阴暗的牢房里，唯一被允许阅读的是《毛选》。郑念每天都要读上几个小时，直到视力模糊为止。有一天午后，因为用眼过度，她发现自己无法辨认字迹，就从书中抬起头，凝视窗户。一只小蜘蛛就在这个当口进入她的视野。

　　多年后，郑念在其自传体回忆录《上海生死劫》一书中写道：“我刚好看到一个极为熟练的艺术家的一次建筑壮举，我心里充满了疑问。谁教这蜘蛛织网？难道它真的是通过进化获得了技能，或上帝创造蜘蛛并赋予它织网能力，以便它能获取食物并延续其物种吗？这么小的生灵的大脑有多大呢？难道其行为只是出于本能，或者它以某种方式学会了存储织网的知识?也许有一天，我会问一个昆虫学家。就目前而言，我知道我刚才目睹了这件事，格外美丽，令人振奋……”

　　正是这一积极乐观的灵魂，使郑念熬过了肉体上的痛苦，在五十八岁那年重获自由。然而，当宣布释放她时，她却不愿走了。

　　林彪事件后，郑念被带出来，有人向她宣布，将要对她宽大处理，释放出狱。郑念感到很气愤，因为她需要的不是宽大处理，而是道歉。于是，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要求宣布她无罪，并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道歉是不可能的。后来郑念也意识到，先走出监狱总是没错的。事实上，郑念一直等到1978年10月，才等到了有关官员就她被错误逮捕和监禁所表示的那一声道歉。

      独生爱女郑梅平被害惨死

      郑念被捕入狱后，狱外的女儿——已经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的郑梅萍处境更糟，在与母亲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南京路“上海体育界造反司令部”九楼坠楼惨死。其实是被人活活打死扔下楼。但在那个年代，打死人，害死人的事天天有，谁人能深究？何处去探求？

      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郑梅萍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在文体上天赋过人，是上海市女子划艇队队长，弹得一手好钢琴，相貌美丽的她因此被选拔进了上海电影学校表演系。1964年，梅平从电影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

　　出狱后，别人告诉她，梅萍是从南京路的九楼跳楼自杀的。她想起自己出狱前的冬天，因为担心身体生病，曾要求用自己的钱买些衣服。因为狱中六年半，她的衣服已经烂掉了，后背和前胸只剩下两层布，她已经得过两次肺炎了。后来，看守给她扔进一个包袱，里面是入狱前她给女儿做的被子还有毛巾。六年了，它们还崭新。她曾猜想，女儿可能出事了。

　　在狱中六年半，无论什么样的屈辱都不曾让她掉下半滴眼泪，但当知道女儿去世的噩耗后，她再也扛不住了，第一次放声痛哭：“我竭尽全力，为了生存而付出的种种代价和遭受的种种磨难，瞬间全部失去了意义。”

　　痛别上海

　　丈夫早已不在人世，女儿又离她而去。在郑念心中，上海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孤城。出狱后，她被安置在太原路四十五弄一号一幢洋房的二楼居住。当时的这条外国弄堂，就是现在的太原小区。据邻居回忆，郑念常独自出入于弄堂，虽然年近花甲，依旧风姿绰约，只是脸上刻着的是深深的孤寂。

　　事实上，外国弄堂及其四周，还住着许多所谓的“历史余孽”，如民国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和外孙，曾用印有毛泽东像的报纸包书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夫妇，知名翻译家方平，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等。其中不少人都被郑念写进了书里。其实外国弄堂在“文革”中的惨境，郑念并没有亲眼看到。当时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是，早晨一辆灰皮运尸车缓缓驶入，从某幢楼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体。

　　好不容易重获自由的郑念除了去政协上班，其余时间深居简出。沈克非的妻子程韵是她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之一。沈克非是中国外科学奠基人，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曾任民国卫生署副署长。程韵则是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热衷于在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家属间展开联络，组织各种活动。

　　有一天，郑念去看望一位老朋友。她曾和这位朋友一起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漫步。现在，这位老朋友已经卧床不起，濒临死亡了。在告别的时候，老朋友给郑念留下的最后遗言是：“想办法出国吧，你还可以做到。”

　　的确，作为统战对象，郑念有机会出席各种妇女界的活动并得到一些特权。于是，她开始酝酿起出国事宜。不久，她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一段时间以后，得到了批准。然后，郑念找到了一个老相识－－渣打银行在上海的经理。过去她可是银行的重要客户之一。见到郑念，这位经理有些吃惊，他以为郑念早已死了。惊喜之余，很快帮她拿到了美国签证。

　　劫后余生：《上海生死劫》

　　1980年9月20日，对郑念而言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她从上海启程香港，从香港出境奔赴加拿大渥太华，在渥太华生活了三年后，她移居美国华盛顿，直至去世。

　　出国前，她婉拒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她家中珍贵文物的请求，按照曾经立下的遗嘱，将家中仅存的文物全部无偿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65岁，这位经过命运锤炼的老人非常清醒，此次离开上海，将会是永别。

　　1987年，在美国华盛顿定居的郑念她写下自己的故事，出版了全英文版回忆录《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文译名：《上海生死劫》)，将国恨家仇尽付笔墨之中。书的开头，她写下了四个沉重的字：献给梅萍。

　　对于离开祖国，她书中满满的遗憾：

　“……细雨瞬间成了倾盆大雨，伴随着电闪雷鸣。我既无雨衣也无雨伞，急切蹒跚地登上湿滑的过道，行李上滴落着雨水。……船起锚了，先溯江而上调转船头，透过迷濛的雨帘，我瞥见了壳牌公司大楼和我昔日办公室的窗子，往事真如虚假的梦。船加快了航速，驰过黄浦江最后一段航道。抵近长江入海口时，风暴停了，几束阳光透过薄簿的云层照射下来。平生多次我从上海由海路出国，诚如此次一样，站在甲板上任凭江风吹拂我的头发，目送着中国的海岸线隐退，从来没有一次令我像此刻那样感到悲哀。正是我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应丈夫嘱咐，将梅平从香港带回了上海。我相信，梅平惨死的骇人悲剧，是在历史的非常时刻因我们作出了留在中国这一致命决定而造成的直接后果。因此，我为自己竟是生还者而深深负疚。我但愿是梅平站在这甲板上离开，去谋求她的新生。毕竟，自然法则理应是老者死幼者生，而非颠倒逆转。我还深深感到悲哀，因为我将永久离开我出生的故国。这真是万念俱灰的最后一刻。苍天可鉴，我曾经如何竭尽对祖国真诚。但是我全然失败了，罪不在我。”

　　作者痛心疾首，读者肝肠寸断。

　　《上海生死劫》一经出版，引起轰动，成为风靡欧美的畅销书，连当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都在《纽约时报》上写下书评：“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的记录。”

　　在书中，她用了自己的笔名 ：郑念。“郑”是冠以夫姓，纪念丈夫，“念”是思念之意，纪念女儿。

　　1988年9月，《上海生死劫》被程乃珊和母亲潘佐君合译成中文出版，程乃珊如此评价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她是那样的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上海生死劫》一书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球畅销后，世界各地邀她去演讲的请柬纷至沓来。她声情并茂的泣血演讲，令听者无不动容。

　　晚年的郑念，生活虽然不奢侈但是依旧体面，她居住在华盛顿的一个住宅区，独居异邦，孤寂的晚年还常常伴着病痛，但她坚持独立生活，写书，参加演讲，资助青年学生。她以极强的适应能力，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每天清晨起床，一个人购物、做菜、驾车，看病。晚年靠写作和高校演讲，她的生活充实安稳。八十多岁仍然保持着神采奕奕、温文尔雅的样子。见过她的人，无人不感叹于她饱受摧残后愈发美丽的容颜与气质。这是一个有着坚硬美丽而高贵的灵魂，穿越了文革时代的严酷黑夜，如她的眼眸，永远深邃黑亮。

　　她还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了“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那些大陆的留美学生。

　　1988年，在夏威夷的一次演讲中，她决定将丈夫和女儿的骨灰撒进太平洋——因为太平洋通向中国，连着上海，可以到澳大利亚，也能到美国。后来她留下遗嘱，死后自己的骨灰也撒进太平洋。最后，海水会将他们一家三口带回上海，在黄浦江汇合。

　　1996年，已经81岁的郑念，从报纸上看到了迫害女儿的凶手胡永年即将出狱的消息，她语气温和平静但是态度深刻决绝：“胡永年这个名人的名字，我至死不会忘记。怎么能忘记呢？从八零年到九五年坐了十五年监狱，他就被放出来了，他就要跟他的儿子、孙子团聚了，而我呢，我的女儿已经死了，我将永远是孤孤单单一人。我已经不想打死他了，但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他，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虽然犯罪杀人，但也是被时代所害，他们只是工具而已。”

　　出国后，郑念再也没有回国，她说：“看到街上女孩子的背景，一头乌黑的长发，就会想起自己的女儿，我受不了这个，我只能出国……”

　　2009年7月，她从浴缸里摔倒后没有起来，第二天上午朋友来访发现后，将她送入医院。因被洗澡热水烫伤，引发细菌感染，11月2日，郑念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九十四岁。离世前她没有遗憾：“我已经活够了，我要准备回家了。”

　　她去世后，遵照遗嘱，将她骨灰撒入太平洋，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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