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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高棉是柬埔寨共产党的代名词。它正式成立于1960年，这个东南亚丛林中走出的政党，在夺取政权后的三年零八个月间，推行一整套激进的极端革命政策，制造出了一场骇人听闻的阶级灭绝。如同一场飓风从柬埔寨大地上肆虐而过，虽然只是统治了很短的时间，但是它给柬埔寨留下了一片废墟：连续不断的暴力、政治纷争、腐败和脆弱的遗产。　

　　1975年，红色高棉领导人为了实现其构建的乌托邦式革命理想国，强行将举国民众拉上了战车，硬是在佛教盛行的柬埔寨，通过大屠杀、饥饿和过度劳动等暴力和非暴力的虐民政策，缔造了一个人间炼狱，在人口只有700万的柬埔寨，夺去了大约170万柬埔寨人的生命。　　

　　尽管大屠杀纪念馆和遍布全国的两万多个群体性坟冢是其血债累累的铁证，但是因为红色高棉极其隐秘的施政政策、执政期间国家的闭关锁国以及其寿命的过于短暂，这段血腥的历史没有系统的档案，使后人只能通过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新政府整理公布的资料来还原历史。

从佛教之国沦为人间地狱，一切罪恶都已革命的名义

　　1975年的4月5日，红色高棉的游击队正式进入首都金边，实现了他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想，而柬埔寨的噩梦也从这一天正式开始，此刻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崇拜佛教的国度会在瞬间变成人间修罗场，无数人的命运在顷刻之间被彻底改变，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一个叫Saloth Sar的人。

　　他身上有一半的华人血统，出生在柬埔寨一个富裕的家庭，其堂姐还是当时柬埔寨国王的王妃，1949年他来到法国留学，对一些激进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给自己取了一个叫波尔布特的名字，法语的意思是：政治无所不能。

　　波尔布特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在法国留学期间接触到了德国革命导师的理论之后就如获至宝，仿佛找到了拯救人类的密码，以至于放弃了自己的工科专业，转而潜心研究德国导师的理论，三年之后，波尔布特认为自己已经参悟透了德国导师的理论的真谛，回到柬埔寨后就直接走进了丛林深处，加入了红色高棉。

　　起初的红色高棉只是一群底层的农民组织起来的武装，绝大部分是文盲，只能在山区里打游击，如果没有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永远都成不了气候，凭着自己海归的身份以及过人的学识和能力，波尔布特很快成为了这群丛林中的乌合之众的最高领导。

　　柬埔寨地广人稀，土地数量远远超出农民的种植需要，并有大量森林可供垦殖利用，农村的贫富分化程度普遍较低，且高棉民族以佛教立国，95%的国民信奉佛教，性情平和，温顺安分，这就使得革命思想的传播和组织发展相当缓慢。至1965年柬埔寨全国党员2000人，即便到了1970年红色高棉拥有的游击武装也不过4000人，远不足以对政府构成威胁。

　　然而，历史面貌常常为一些出乎意料的偶然事件所塑造。1970年3月18日金边一场突发的政变，改变了柬埔寨的历史进程，给红色高棉的崛起带来了转机。亲美国的朗诺－施里玛达集团藉政变而上台执政，废黜了亲王西哈努克。在中共的策划和帮助下，流亡北京的西哈努克成立了有红色高棉参加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以此对抗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红色高棉就此从地下走上地面，具有了某种合法性。虽说西哈努克担任着阵线主席，名义上由他在领导民族解放斗争，但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为代表的红色高棉掌控了统一阵线的实际权力。凭借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这一组织招牌和西哈努克在国内拥有的巨大威望和号召力，红色高棉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是越南共产党所起作用不可忽视。柬埔寨东邻越南，北越军队常以柬埔寨边境丛林为据点，与美军周旋，并将所谓的“胡志明小道”延伸到柬埔寨境内。西哈努克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对北越军队的行为及其借道予以默许。美国被惹恼了，美空军为追击北越军队而越界轰炸柬埔寨边境，这激发柬埔寨反美民族矛盾。红色高棉以反美民族矛盾获得号召力。西哈努克落难，北越不失时机地施以援手，提出愿意提供军事支持，帮助西哈努克重新夺回王位，亲王自是求之不得。而北越真正援助的当然是属于同一意识形态的红色高棉。

　　得此天时地利，红色高棉数年之间势力大增，武装力量数量上很快超过了政府军。于是，在美国撤军越南，宣布放弃对柬埔寨金边政府援助之后，红色高棉于1975年4月17日占领首都金边，夺取了全国政权。柬埔寨由此进入史无前例的红色高棉时代。

      红色高棉在成功夺权之后，迅速开始了革命试验。4月17日，革命军进入首都金边当天马上推行“反对吃闲饭运动”，军队恐吓市民说美军轰炸在即，市民必须立刻启程到农村避难，三天后方可回家。而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事先没有任何物质准备，随后货币和商品买卖被废止，于是金边人随身携带的货币只能充作手纸。人们被迫离家出城，以为几天之后即可返回，殊不知，这一去却是渺无归期，对很多人而言，更是走向了永无归途的死亡路。不出数日，人口百万、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成了满目狼藉一片死寂的空城。不只金边，其他城市也同样复制了“空城行动”。就这样，红色高棉执政后所作的第一件大事，竟是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没有城市的国家。这是一个清洗城市的阴谋，也是缔造所谓纯洁的农业社会的开始。在他们的政治构想中，城市是滋生资本主义的罪恶之地，而“金边就是湄公河的妓女”，要构建理想社会，所有国民必须在农村劳作。

　　紧随其后，红色高棉推行了一整套国家革命与社会重构的激进政策，它们包括：一、施行无邮政、无货币、无商品的“三无社会”；二、建立集体合作社，开展“超大跃进”；三、婚姻由组织作主，实行配给制；四、没收私人财产，取消私有制，等等。

　　这样的社会变革政策，任意一条，把它展开来看，不是颠覆社会文明秩序，就是违逆人性人道，全都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反动和倒退。如取消货币，没有商品流通，社会只能退回到以货易货的原始阶段；没有邮政，人们无法通信联系，同时也关闭了寺院、学校、医院、图书馆，禁止拥有收音机，社会的信息流通和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被隔断，整个国家成为完全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

　　又如，实行集体合作社。按照性别和年龄，社员分别被编入不同的“劳动营”，如男子营、妇女营、青年营、老年营，实行军事化管理，在组织监督下，从事艰辛的劳作与农活。不仅每天劳动15.5小时，还不能保证每日三餐，忍饥挨饿是常态，很多人因此而死亡。而由于男女分营，各处一地，夫妻难得一见，即使见面，也必须经得批准，且6岁以上的孩子需与父母分开，另入少年营，集体食堂制，家庭名存实亡，处于解体状态。

　　取消私有制，是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主张，但一般表现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而红色高棉则更加极端，不仅生产资料，包括生活资料在内的私人财产也一并实行公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戒指等私人财产，一律没收，连炊具和粮食也全部上缴集体充公。红色高棉垄断全部社会财富，人民成了一无所有的奴隶劳动者，衣食行住全得仰赖组织供给。

　　另一项骇人听闻的行动就是清除异己的大屠杀。屠杀始于占领金边之日，从最初的所有与前政府有关的官员、军官、警察、士兵、公务员，到后来的一般教师、医生、护士、职员、商人、业务员，凡是受过一点教育有点文化的，甚至只要戴眼镜、会点外语的，全都名入杀戮之列，在劫难逃。柬埔寨全国原有正规医生6000多名，劫后余生仅46人。很多人靠假装不识字和隐瞒身份才得以幸免于难。20万华裔华侨和2万越侨，作为潜在的异己者也惨遭屠杀。前政府的敌对分子和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些公开的敌人与异己者被清除之后，杀戮之剑便指向了组织内部。

　　1976年柬共中央以“美国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渗入我们内部”、“隐藏的敌人在内部破坏”为由，开始对组织内部进行清洗。柬共最高领导层，十三人中有五人在清洗中被处决。各地方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金边南部一所代号为S-21的监狱，就是专门用来关押审讯党内敌人，仅此一处就处决了至少14000多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而各地仿照S-21而建的集中营就有196处。除了所谓的内部敌人，一批被怀疑故意偷懒和搞破坏的普通百姓，在清洗中也横遭祸害，命丧黄泉。

　　就这样，红色高棉采用大规模处决、强迫过度劳动、蓄意饥饿和虐待等方式，从1975年4月到1979年1月，在3年零8个月的统治期间，致使170多万人死于非命。对只有700万人的小国寡民，如此惊人规模的人口灭绝，实在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边界。

　　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之下，柬埔寨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死亡集中营，波尔布特相信只有充满仇恨才能让军队有战斗力，才能让大家时刻都保持革命的激情，还在丛林深处打游击的时候， 波尔布特就要求要定期召开宣传大会，在会上会有一些刻意安排的有着演讲天赋的人，声泪俱下的向这些农家子弟宣讲自己是如何受到邪恶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和残酷压迫，以此来煽动起这些游击队员的阶级仇恨。这种人为栽种的仇恨让这些原本善良的农家子弟一个个都丧失了人性，后来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原因也在于此。

　　红色高棉的士兵对那些素未谋面的所谓的阶级敌人充满着莫名其妙的仇恨，这些充满仇恨毫无人性的恶魔士兵把婴幼儿从母亲的怀中抢走，抓住婴孩的双腿直接在树上摔死，他们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狞笑，声称自己为革命事业节约了一颗宝贵的子弹，直到今天人们还会在刑场附近的树干上找到嵌在树皮深处的幼小的牙齿。

　　红色高棉的革命试验换来的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倒退，以生产大米为基调的农业国物产丰饶的柬埔寨竟然满足不了公众的温饱，饥饿、过度劳作造成了大量百姓的死亡。长期以来，该时期的死亡人数统计一直争议很大，波尔布特临死前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是80万，洪森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是70万，而目前估算最高的是200多万，耶鲁大学大屠杀研究项目在对红色高棉执政前后人口统计以及执政前连年内战造成的伤亡和生老病死等因素进行谨慎的研究后，认为死亡人数当在170万左右，占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

　中国1975-1979年对红色高棉的援助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希望在发展中世界中培养一个附属国，以追赶美苏在冷战中的影响力。他看中了邻国柬埔寨。在红色高棉获得的外国援助中，中共提供的至少占90%，涉及从粮食、建筑设备到坦克、飞机和大炮的各种物资。尽管该政权在屠杀自己的民众，但中共的工程师和军事顾问却一直在培训自己的共产主义盟友。从狱警到最高领导人，身边都有中共顾问。

　中共默许几十万华侨被红色高棉屠杀：留着无用 杀掉不可惜

　　1976年是红高棉残害华人的高潮期。许多华人冒死逃亡。在柬埔寨西部，华人穿越贫瘠的山地和原始森林，九死一生逃往泰国边界，但只有很少人成功。在东部平原的华人则比较幸运，他们可以穿过丛林逃往越南，丛林中有野兽，但也有许多野果可食用。

　　1975年红高棉接管金边时，柬埔寨大约有50万华人。有资料说在红高棉执政三年多后，柬埔寨华人总数只剩24万人。柬埔寨官方资料说："在20世纪60年代，有42万名华人生活在柬埔寨。根据1984年的统计，由于柬埔寨内战、红高棉的残害和人民避难他国，在柬埔寨仅仅剩下61,400名华人。"

　　此时期，中共当局派遣了一万五千名"援柬"人员为红高棉政权进行建设。为语言沟通，红高棉招募了一些柬埔寨华人青年作为中国专家的柬语译员。但"红高棉禁止这些译员与中国专家过多接触，更不可谈业务之外的事情，并在他们完成翻译工作后予以杀害。例如：川龙华人青年黄锡龙等8位译员在橡胶园中被集体杀害；国防部招募来翻译'援柬'武器的中文说明书的40位华人译员，有2人被杀死，20多人完成翻译任务后被'调动'而永远失踪；红高棉派一批人到中国开封市学习空军知识，招募几十名华人青年担任译员陪同前往，后来把这些译员召回金边全部杀掉；曾担任波尔布特在1975年访问中国大陆时与毛泽东交谈的华人译员吴植俊也被杀害。"有些华人利用接触中国援柬人员的机会向"祖国"派来的"援柬"人员哭诉求救，中国援柬人员也都看到了柬埔寨华人身陷劫难。但是中共官方指示援柬人员对华人的求救，概不准理睬。官方的冷漠，再次说明了海外华人在"祖国"眼中的真实价值。

　   红色高棉丧心病狂的血腥屠杀不仅激起民众的强烈怨愤，也令柬越关系急剧恶化。1978年12月25日，越南以屠杀越侨为由出兵柬埔寨，很快便于1979年1月7日攻占了金边，红色高棉就此土崩瓦解，失去了执政权。这一天柬埔寨人民称其为“大屠杀逾越日”，也就是大屠杀的终结日，并作为国家节日而永为纪念。越南扶植韩桑林建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权。波尔布特等领导人撤退到泰柬边境的山区，组建民主柬埔寨国民军同越南对抗。1989年，越南撤军，波尔布特则拒绝参加由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举行的1993年大选，也拒绝让红色高棉游击队缴械，引发红色高棉内讧。1997年，波尔布特得悉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宋成要向政府投诚，下令心腹将宋成夫妇一家男女老幼14人全部诛杀，并且用装甲车碾碎尸体，手段残忍，引起众怒，被另一名将领塔莫克逮捕，判处终身监禁。1998年，波尔布特在软禁期间突然死亡，塔莫克宣布他死于心脏病，但外界认为他可能死于自杀。

一场迟来而且代价巨大的审判

　　制造如此国难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却依然在创造庄严的名字掩盖自己的罪恶，波尔布特临终前还认为自己“只是要斗争，不是要杀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乔森潘在被捕前还出版了自传，极力为波尔布特等人辩解，声称他们是在寻求社会正义。事实上，红色高棉历史的复杂程度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柬埔寨人权联盟主席凯克·加拉布吕在2004年表示：“审判红色高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政治愿望。”

　　2007年11月20日，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庭，此前已有五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收押候审，并被以反人类罪起诉。尽管首次开审的只是柬版盖世太保、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的保释申请，尽管法庭在技术和政治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对柬埔寨人而言，这场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正义审判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才赶得上耄耋之年的被审判者们奔往坟墓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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