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内幕！双十二“西安事变”，原来是他下的不抵抗命令

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纪念日，这场85年前发生的事变，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无数文人对这段历史写过无数的文章评价张学良。与张学良同是东北人的评论作家曹长青，通过30年前对张学良当面的采访，写下了如下的论述。

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而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捩点；这段历史被中共完全扭曲，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活到101岁，就是不肯说出事变内幕，直到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带进了坟墓。海峡两岸对张学良的评价却像黑、白那样两极∶中国大陆把他誉为“民族英雄”，台湾定他为“历史罪人”。

到底怎样给张学良盖棺论定？要回答它，就必须弄清楚两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日本1931年侵占东三省，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第二，蒋介石当年为什么不同意“抗日”？

1991年5月，在张学良被软禁50多年后首次获准来美国，作家曹长青当面问张学良“到底有没有蒋介石不抵抗的手谕？”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藉口扩大战事。我们当时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时国民政府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东北军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大烟成性、沉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东北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虽然张学良50多年后在纽约聚谈时澄清，当时没有蒋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态度的，东北军撤出东北后，也没有对张学良进行审判，主要原因是蒋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

蒋介石当时为什么不同意“抗日”？东北失守之后，蒋介石不同意张学良要对日本开战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么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国民党部队承担了整个抗战的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仅是敌后打游击战，占领地盘。

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共产党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中共，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而后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产党，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两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这时候主动去与日本军队打一场必败的战争，他怎么能同意呢。

第二种考虑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 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现代化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但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九一八”之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如果作为当时中国政府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战略设计。

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乱”。胡适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当时共产党高调鼓吹“抗日”，是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为的是牵制日本军队对苏联的威胁。

回顾当年中日两国的经济实力：

钢铁产量：日本580万吨，中国4万吨。

铜产量：日本8万7000吨，中国700吨。

石油产量：日本160万吨，中国1万3000吨。

日本一年可生产飞机1580架，中国一架也没有。

“中国通”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写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农村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的都市文明社会的进程，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内战的中国。”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础，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有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还击的武器， 抗日，光靠喊口号是不行的，历史也证明，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因为日本的战略误判，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引入了战争，结果是日本军国主义自取灭亡。

“鲜血凝成的友谊” 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尽管朝鲜与中共有深刻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但在三胖金正恩执政期间，朝鲜社会反对中共的情绪却越来越强烈。《金融时报》12月12日报道，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平壤对北京经济上的依赖令朝鲜当局深感不安，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将中共，而不是美国，视为该政权长期生存的主要威胁。

CNN此前报道，朝鲜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中国。自从朝鲜战争以来，两个亚洲国家一直是所谓的“盟友”，是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

韩国首尔国民大学专家安德烈·兰科夫（Andrei Lankov）表示：“那些认为朝鲜和中国之间，都是共产党，能达成‘意识形态统一’的看法，是完全幼稚的。”“任何朝鲜反间谍官员都会告诉你，中共才是他们最大的国内安全威胁，因为中共有可能从内部破坏朝鲜金家父子的统治结构。”

《金融时报》分析，两个国家对此反目为仇，从所谓的“抗美援朝”到中国与韩国建交，都引发金氏王朝怕被中共替换的恐惧。

分析人士举例说，在朝鲜的近代史里，已经把金氏王朝创始人金日成是中共党员的历史抹掉，在朝鲜官方对1950-1953年韩朝战争的长达70页的描述中，都说是金日成领导了这场战争，当提到中共的时候，只说其“参与了战争”。韩朝战争后，金日成肃清消灭了所有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延安派的朝鲜族老干部，

“朝鲜人有句俗语：日本是百年的敌人，而中国是千年的敌人。”中国与朝鲜在历史上多次的战争烙印，牢牢地印在朝鲜人的心里。

2013年，金正恩处决了他的叔叔、跟中共官员关系密切的张成泽，2017年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被暗杀，而他是中共扶植的，随时准备替换金正恩的备胎。

《金融时报》报道，对平壤而言，1992年中共与韩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对平壤的巨大背叛，“中共一下子就抛弃了平壤”。从那以后，朝鲜通过发展核武器和限制中共在其境内影响力，与北京为敌。例如，两国多家合资企业倒闭。2012年，朝鲜官员没收了中国公司在朝鲜西南部建造的铁矿石开采设施，将里面的中国工人全部驱逐出境。

而中共出资、2013年建成的所谓“中朝友谊桥”，跨越鸭绿江连接中国丹东市和朝鲜新义州市，朝鲜一直让其处于闲置状态，朝鲜国内的公路网络与其是隔开的。中朝边境和两国的经济，一直没有互相开放。韩朝战争之前，两国的朝鲜族人自由来往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

“对朝鲜来说，向北京开放经济就意味着交出金氏王朝的钥匙”，当平壤决定建设移动电话网络时，选择了一家埃及公司，他们根本不相信中国的通信公司。”

金正恩与前美国总统川普之间进行外交时，引起了北京方面的恐慌，怕朝鲜因此摆脱中共的控制。外界分析认为：“美中竞争，是金家王朝生存的基础，金正恩就是利用这点来走钢丝，跟北京要代价。”“但今天中国只是愿意付出最低的代价，标准是让朝鲜人不会饿死，但也不会吃饱。”

日本人“抠门”到家了 天皇独生女的金冠是借的

《共同社》报道，当今天皇德仁与雅子皇后的独生女，爱子公主5日正式举行20岁成年礼，从父亲手中接过宝冠大绶章，正式成为成年皇族一员，未来将协助皇室执行出访等公务。

穿著全白礼服前往皇宫，头上戴的皇冠，并非全新订製打造，而是向姑姑、前长公主清子借的，是为了在新冠疫情期间，能为国库节省非必要额外开支。

刚满20岁的爱子、宫号敬宫、徽印为“五叶杜鹃”，其宫号与名字是由上皇爷爷命名。爱子是目前皇族成员最年轻的一位，仍在学习院大学日本语文科就读。

由于父亲当时是太子身份，当年爱子的出生，在当时长年缺少幼年男性继承人的日本皇室，一度让舆论大谈日本可能启用女天皇，引起改变继承制度的议论。

直到皇室上秋篠宫家2006年迎来“久违”的男丁- 悠仁亲王，不仅让预备修改继承制度的皇室搁置一切作业，也让爱子被关注度大大下滑，不再有未来女天皇的桂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