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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时光故事》。近日，耶路撒冷又起波澜 。5月11日，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发起了自2014年后最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目前已发射超过3000枚，造成10名以色列人的死亡。以色列的 Iron Dome，也就是我们中文里所说的“铁穹”防御系统，成功拦截了90%的火箭，与此同时，以色列实施高技术“外科”行动，定点清除了16名哈马斯高级军官。

　　卫星定位，炸弹从天而降，定点清除，直接干掉威胁极大的恐怖组织头目，这个办法听起来，政治有点不正确， 然而却尽量避免伤及无辜了。对一个频繁使用“人肉炸弹”，鼓动妇女儿童当“肉盾”，躲在老百姓后面打黑枪，无差别袭击以色列目标的恐怖组织，这个办法似乎相当奏效。据说，哈马斯高层12日晚通过俄罗斯外交部向以色列提出休战。

　　那么，在半个世纪前，在没有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年代，以色列是怎样反击恐怖袭击的呢？今天的《时光故事》，就让我们回到49年前，来回顾举世震惊的慕尼黑惨案，以及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为了复仇，发起的代号为“天谴行动”的全球追杀行动。

　　慕尼黑惨案

　　1972年9月5日凌晨，西德慕尼黑奥运村外，八名身穿运动服的男子从三辆出租车下来走向奥运村门边，两米多高的铁丝网拦住了他们。铁丝网下，还有几名喝醉晚归的加拿大籍运动员。两拨人寒暄了一下后，就彼此协助着翻越了铁丝网。分别时，热情憨厚的加拿大运动员还和这八个貌似运动员道晚安，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八个人接下来会做些什么。

　　八个人径直前往奥运村中的31号公寓。其中一人用携带的钥匙打开了公寓大门，而他之所以有钥匙，是因为曾经潜入奥运村工地当过建筑工人，对村里的布局，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一走进公寓大门，八个人便打开了随身的运动包。里面装着的，并不是什么运动器材，而是AKM突击步枪。而这座公寓里住着的，大部分都是以色列运动员。

　　一个叫做尤素夫·古德弗瑞德（Yossef Gutfreund）的以色列摔跤裁判，在睡梦中被异样的声响惊醒了。透过门上的猫眼，他看见了八名手持枪械的蒙面汉，正在尝试打开宿舍门。于是，尤素夫立刻大吼着示意室友起身逃跑，一边用自己的300磅的庞大身躯死死地抵住门。虽然这么做看起来只是徒劳，但他的一名室友，图维亚·索科洛夫斯基（Tuvia Sokolovsky）成功砸碎窗户逃脱。

　　另一名摔跤教练莫谢·温伯格（Moshe Weinberg）也勇猛地试图反击入侵者，但对方一枪击穿了他的面颊。负伤的他只能被迫带着恐怖分子们去寻找更多的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当他们经过二号房间时，聪明的温伯格假称里面住的不是以色列人，直接把他们带到了三号房。因为三号房住着的都是摔跤和举重运动员。温伯格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壮汉身上，期望他们能帮助制服恐怖分子。

　　然而尽管三号房里的六个运动员个个身强力壮，但从梦中惊醒的他们依然无法对抗持枪的歹徒，只能束手就擒成为人质。就在一群人返回之前的房间时，还是那位摔跤教练温伯格，又一次勇猛地反击，他用尽全身力气攻击一名恐怖分子，将他击晕，随后又用身上的水果刀刺向另外一个，可惜还没有近身，就被其余恐怖分子一阵扫射，倒在血泊之中。另外一名举重运动员，曾经参加过中东战争的老兵尤素夫·罗马诺，也赤手空拳重伤一名恐怖分子，但很快遭到恐怖分子的枪杀。这两位勇士的牺牲，保护了另一名摔跤运动员从地下车库成功逃脱。

　　最终，共有九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成为了人质，他们被捆绑在一起。

　　这就是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色九月”制造的慕尼黑惨案（Munich Massacre）开端。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是，在5日上午12点前，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234名巴勒斯坦囚犯以及两名曾支持过他们的德国恐怖组织Red Army Faction的头目，一旦超出预期时间，他们将每小时公开枪杀一名人质。

　　以色列政府果断拒绝了“黑色九月”的换俘要求，但同意将人质转移到埃及开罗再行谈判。最终恐怖分子同意将限定时间推迟到晚上10点。而在此期间，西德方面开始策划营救方案。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些援救计划变成了一出出愚蠢和讽刺的闹剧。

　　愚蠢和讽刺的援救计划

　　当天下午4点30分，38名荷枪实弹的德国警察来到奥运村，准备实施营救。只不过这38人都是慕尼黑当地的普通警察，此前没有任何解救人质的经验。他们提出的营救计划是，穿着运动服伪装成运动员，从公寓楼顶的通风井爬下来，等待口令后实施突袭。

　　这个计划听起来还挺好莱坞style。然而就在他们发起行动期间，电视台的摄制组居然在奥运村公寓附近直播这次行动，更搞笑的是，直播画面直接传送到了电视上。恐怖分子们在电视直播中一目了然地看着警察们行动的一举一动。恐怖分子从直播画面中看到，一名穿着鲜艳运动服的警察拿着枪，就在他头顶上方不远处。于是他们觉得智商被侮辱了，扬言立刻处决两名人质。面对如此尴尬局面，警察只好退出行动。

　　一番讨价还价后，恐怖分子接受了西德政府的提议：乘坐两架直升机将恐怖份子和人质运往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Fürstenfeldbruck）空军基地，并转乘停在那里的波音727飞机去往埃及开罗。

　　这时，慕尼黑警方，“摸你黑”，真的像在玩“摸你黑”游戏，又实施了一个营救计划，Plan B，在机场内布置了5名狙击手。警方之所以只派出5名狙击手，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条错误信息：误以为恐怖分子只有4到5人。而当他们在恐怖分子搭乘直升飞机后，才知道总人数为8人，然而并没有第一时间通报给机场的行动小组。

　　更让人无语的是，这5名狙击手全部是警察中的射击爱好者，配备的是普通步枪H&K G3，而不是有夜视瞄准镜头的专用的狙击步枪。为什么不派枪法更准装备更精的军方的狙击手呢？这是因为德国宪法规定军方的狙击手不能参与此类行动。在那个夜幕笼罩下又缺乏照明的机场中，执行狙击任务简直是难如登天。

　　此外，慕尼黑警方西还实施了Plan C，是动用警用装甲车埋伏在机场实施营救，听上去也很正常。只不过，由于通往机场的道路挤满了想要观看解救人质的群众。于是装甲车居然被堵在路上，迟到了半个小时之久。当运送恐怖分子和人质的直升飞机已经降落在机场后，装甲车还在半路上。

　　恐怖分子到达机场后，头目Issa提出由他和另一名头目Tony亲自前往波音727飞机中进行检查。警方原计划在机组人员中混杂几个便衣警察实施营救，但这一提议被胆小的机组人员果断拒绝了。最后只好安排了16名便衣警察假扮成机组人员。而且为了不穿帮，他们不携带任何武器，只是做戏引诱恐怖分子们分散开，以便狙击手射击。

　　然而这个计划也落空了。当这16名便衣警察发现恐怖分子人数是8名而不是5名时，他们竟然头脑短路，一时不知如何完成分散他们以便狙击的计划，于是，他们竟然单方面决定撤离飞机，对，说得没错，他们就是单方面撤离，没有通报指挥中心，也太没有“核心”意思了。

　　当恐怖分子头目Issa和Tony来到空无一人的飞机中时，他们又一次感到智商被侮辱了。于是他们决定立刻折回直升飞机上。

　　就在这时，没有配备对讲机的狙击手们懵了。距离恐怖分子头目Issa最近的狙击手开了第一枪，试图爆头。然而这一枪miss了，打在了另一个头目Tony的大腿上。这打草惊蛇的一枪，彻底激怒了恐怖分子，也打破了警方混乱的部署。3名恐怖分子立刻藏身到直升飞机后面还击。而且直升机并未正确降落到预定的位置，狙击手的视线被阻挡，混乱之中的战斗持续了四十多分钟之后，前来援救的警用装甲车才姗姗来迟。恐怖分子知道计划失败，决定撕票。0点10分左右，一名恐怖分子将手榴弹扔进一架直升机，手榴弹爆炸，第一架直升机起火焚烧，机内4名人质全部身亡。另一名恐怖分子向另外一架直升机扫射，另外5名人质也被残酷地处决。

　　激战之后，包括头领Issa在内的5名恐怖分子被当场击毙，剩余3名则被逮捕。警方牺牲了一名警员。九名人质全部葬身于这次失败的营救，令国际社会震惊。9月6日，中断30多小时的奥运大会举行哀悼仪式，随后继续进行比赛，但惨案已为这场奥运添上难以抹灭的阴霾。

　　同年，黑色九月组织又劫持了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成功逼迫西德政府释放了被捕的3名恐怖分子，他们从此逍遥法外。

　　摩萨德的"天谴行动"

　　“叔可忍，婶儿不可忍”， 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这个烟不离手的大婶，发誓要让恐怖份子付出代价。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最高领导兹维·扎米尔负责执行这个复仇计划，计划的名字就叫“天谴行动”（Operation Wrath of God）。以色列的意思很直白，就是要代替上帝惩罚暴徒。

　　很快，迈克尔哈拉里团队盯上了第一个目标，他是巴解组织驻意大利代表阿卜杜拉·泽维特尔，官方身份是利比亚驻意大利大使馆翻译，毕业于巴格达大学，主修阿拉伯文学与哲学专业，是个社会精英。然而，泽维特尔私下的身份却是黑色九月成员，曾因发动了一次对炼油厂的爆炸而遭到意大利警方的逮捕，随后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摩萨德认定他是慕尼黑惨案的幕后主谋之一。1972年10月16日，泽维特尔正在等电梯回家时，两名摩萨德特工用贝雷塔手枪向他连开11枪。事后，巴解组织声称泽维特尔并非恐怖分子，他反对暴力行为，但是谁信呢。

　　摩萨德的第二个目标是巴解组织驻巴黎的发言人哈姆沙里，他的真实身份是黑色九月在法国的领导人。作为发言人，难免要与记者打交道。摩萨德特工伪装成记者将哈姆沙里一家子约到饭店采访，另一组人则趁机到哈姆沙里家中，在他的电话上安装遥控炸弹。1972年12月8日，特工给哈姆沙里家打电话，在确认是哈姆沙里本人以后，立即遥控引爆了炸弹。重伤的哈姆沙里被送往医院，哀嚎了一个月以后才咽气。

　　摩萨德的第三个目标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驻塞浦路斯代表侯赛因·阿尔·巴希尔。特工潜入巴希尔入住的奥林匹克酒店房间，在他床下安装了遥控炸弹。巴希尔回到房间，关掉电灯之后不久，炸弹被引爆，整个房间瞬间被摧毁。摩萨德确认巴希尔是黑色九月在塞浦路斯的领导人，不过也有人分析，巴希尔被杀是因为他与克格勃关系密切，而红色苏联在当时是阿拉伯国家的幕后大老板。

　　第四个目标。1973年4月6日，法国巴黎。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法学教授库拜西在吃完晚饭回家路上遭遇摩萨德特工的埋伏，身中12枪，当场身亡。以色列人确定，库拜西为黑色九月组织提供枪支弹药，并且参与了多起恐怖袭击的策划。

      行动代号“青春之泉”

    “天谴行动”此前的行动都在欧洲，第五次出击的目标则有三位，分别是黑色9月行动负责人阿布·尤素福、巴解组织业务主任卡迈勒·阿德万和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发言人卡迈勒·纳赛尔。他们藏身在黎巴嫩，身边守卫森严，特工难以接近。于是以色列决定派遣军队执行此次行动，行动代号为“青春之泉”。

      1973年4月9日，以色列国防军部队身着便服，乘坐快艇抵达贝鲁特海岸，由摩萨德特工接应后，分为两组展开行动，一组人员直奔3名目标的住所，一组成员则突袭“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位于贝鲁特的总部。不到半个小时，行动结束，3名目标全部被击毙，“人阵”总部大楼被摧毁。

　　1973年，“天谴行动”还成功进行了两次暗杀，分别杀死了巴希尔的接替者扎伊德·穆夏希和“人阵”的欧洲领导人穆罕默德·布迪亚。

　　至此，“天谴行动”已经暗杀9人，他们的目标是杀满11个，正好与慕尼黑惨案中遇害的11名以色列人对应。但是这最后两人却给摩萨德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追杀“红色王子”

　　首先是阿里·哈桑·萨拉梅，黑色九月首领之一，慕尼黑惨案的主要策划者，外号红色王子。摩萨德根据错误的情报，以为萨拉梅躲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特工人员潜入挪威将其击毙后，才发现错杀了一名与萨拉梅长相相似的可伶的摩洛哥人。

　　事后，六名摩萨德特工被挪威警方拘捕，以色列政府私下向遇害者怀孕的妻子支付了一大笔封口费，然而却始终不承认与这次事件有关。

　　1974年1月，摩萨德特工得到情报，萨拉梅将在瑞士一所教堂出现，特工人员前往追杀，却只杀死了现场的三名阿拉伯人，没找到萨拉梅。不久，他们在伦敦得到萨拉梅的线索，一名特工前去与线人接头，但是线人没有出现，一名女刺客却现身将该特工击杀。

　　摩萨德当然没有放过这名女刺客，他们一路追杀到阿姆斯特丹，在她住所附近将她当场击毙。没有人知道这名女刺客的来历，特工们回忆，这个女子临死前，脸上的的表情充满冷漠与轻蔑。

       摩萨德不甘心屡次失败，1979年，他们招募了一名英国女子化名钱伯斯，让她前往黎巴嫩接近萨拉梅。“红色王子”没有抵抗住美色的诱惑，钱伯斯很快就将萨拉梅的日常行程传递给摩萨德。1月22日，摩萨德特工在萨拉梅行车的必经之路上安放了一枚汽车炸弹，当萨拉梅的座驾经过时，炸弹引爆。萨拉梅和他的4名保镖丧生。

        萨拉梅死后，“天谴行动”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黑色九月的创始人、慕尼黑惨案的主谋阿布·达乌德。然而这位老江湖行踪飘忽不定，一直游走在欧洲和中东。1981年，摩萨德终于在波兰首都华沙的一家咖啡馆锁定了达乌德。达乌德当场身中五枪，却大难不死。

       此后几年，达乌德再没给摩萨德机会。而随着时局的变化，等到达乌德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以色列对他已经失去了兴趣。达乌德得以安享天年。值得注意的是，达乌德是唯一一位主动承认自己曾经策划慕尼黑惨案的恐怖分子。

       “天谴行动”行动至此落幕。一场历时九年的追杀行动，成就了间谍史上一段经典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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