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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报》 20210502)

习近平恐遭推翻?他提前预言中国政变

中共人大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让现任主席习近平得以无限期连任。不过,曾两度出任英国驻中国外交官的加尔塞德日前于加拿大《环球邮报》撰文指出,中国的政权的更迭势在必行,可能透过政变迈向民主;另一种可能是,反习势力将阻止他在2022年的中共20大三度连任。

加尔塞德(Roger Garside)以往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共的批判都聚焦于具体的领域,如人权、环境、军事威胁、外交摩擦等,不敢过于深入到体系层面,此次加尔塞德在加拿大最大的全国性发行报纸发表专文,公开讨论中共政权更迭,可说十分震撼。

经历毛泽东之死和中国经济改革,本以为经济自由化和财产私有化会带来政治变革。然而,加尔塞德发现,中共政权之所以停止转型,正因担心进一步的经济自由会破坏政治垄断。

“中国有许多精英阶层都强烈反对习近平的路线”。加尔塞德指出,这些精英们意识到,没有政治变革的经济改革,已经造成了这个国家的问题,并危及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维护自身财富和权力的最大希望,就寄托在激进的政治变革。

因此,加尔塞德提出两种可能性,其一,中国透过政变,启动向民主的过渡来实现政权改变。这场政变不仅来自中共政治内部,美国策划的美中对抗也发挥关键作用,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的危机,而这场危机将促成“推翻习近平”。

其二,反习势力将阻止他在2022年11月的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度连任,20大可是为中国未来的关键时间点。因为习近平的连任,将提高他终身担任领导人的可能性。

这国不屈不挠率先对抗中共国

万维读者网林孟编译报道: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发表该报记者巴格肖(Eryk Bagshaw )的文章说,会有一些人认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共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仅仅是取消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这项协议没有承诺任何资金和项目,除了为维多利亚州和中共国两大参与方带来麻烦,实际上空无一物。

但事实可能并非空无一物。对中共国来说,“一带一路”代表其最大的全球项目。这是一个数万亿美元的投资载体,北京通过它在世界各地投射影响力,博取声望。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撕毁维多利亚州和中共国的“一带一路”协议,将进一步激怒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3月声称,“‘东升西降’是增量、是未来的政治”。“一带一路”席卷亚洲、太平洋和欧洲,连接着贸易、运输、数字网络和基础设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澳大利亚禁止华为,率先在世界上实施反外国干涉立法,已经激怒了中共国。周三,联邦政府又带头在世界上撕毁了类似中共国与其他几十个国家签署的协议,开创了全球先例。澳大利亚与中共国的关系已经破裂。联邦政府这一决定,使修复双边关系的工作,即使没有推迟数十年,至少也推迟了数年。证据是在作出禁止华为的决定三年后,中共国驻堪培拉的副大使王西宁最近在全国记者俱乐部说,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禁止国内电信行业使用华为技术的国家,然后澳大利亚甚至还说服其他国家效仿。

他认为,澳大利亚这样做是纵容美国,对中国公司进行极不道德的非法压制。北京对堪培拉撕毁维多利亚州“一带一路”协议的愤怒将更加尖锐、持久。在喧嚣的澳中关系保持了近四个月的相对平静之后,莫里森政府想干的一定是让协议搁置、尘封。但这也歪曲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领导人的基本判断,即绝不能签署“一带一路”交易,维多利亚州这样做,冒险无知地闯入了联邦政府管辖的国家主权范畴。维多利亚州财政厅长帕拉斯(Tim Pallas)随后质疑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北京则对澳大利亚内部不团结喜上心头。

堪培拉取消维多利亚州与中国达成的“一带一路”协议,是对联邦政府新权力的早期测试——即堪培拉有权否决州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堪培拉外交圈子里一些人认为,联邦政府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即重申了对流氓国家政策的控制,并向北京发出明确信号,表示不会再进行这样的交易。堪培拉本可以采用新西兰和欧洲的模式。这些国家告诉他们的电信运营商,不应该使用华为的技术,但却并没有明确禁止这家中国公司。他们很可能会采取更多的类似策略对付“一带一路”。

但澳大利亚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危险性,因此选择不与北京为伍。现在,北京更多的贸易制裁摆上台面了。贸易总额为200亿美元的六个澳大利亚行业已经受到打击。从教育甚至到铁矿石,都可能会受到波及。澳大利亚再次成为世界上率先对抗中共国的国家,尽管它的出口商将为此付出代价。

一国两制破局 国民党生死存亡

万维读者网林孟编译报道:台湾英文《台北时报》发表社论说,中国国民党定于7月举行主席选举,该党因此陷入一场虚假的竞争,不知从哪里慢慢冒出来的党员寻求支持,同时又不发表正式的参选声明。迄今为止,只有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承诺参加竞选,并在2月份宣布他将寻求连任。其他至今回避是否参选问题,只持“不排除”或“认真考虑”态度的党员,包括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国民党国家政策基金会副主席连胜文、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和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赵少康。

无论是韩国瑜还是赵少康赢得选举,两人都代表国民党的核心亲中派。而江启臣或朱立伦,都声称自己是党的改革派旗手,是赞同国民党本土化的一派。然而国民党的问题比谁担任主席要严重得多,因为该党被一场根本的身份危机压得喘不过气来。

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失败并撤退到台湾后,当时的国民党总统蒋介石,将该党建立为台湾海峡对面的反共大本营。国民党高举“自由中国”旗帜,决心“反攻大陆”,恢复中华民国。灾难性的毛泽东时代,以全国性精神错乱的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而国民党的党国发挥了类似香港的功能,如同山上的资本主义城堡,为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尽管当时是非民主的愿景。

然而,蒋经国死后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上世纪九十年代使党陷入混乱,并大力向本土化和民主化迈进。之后随着中国大陆出现自由化,拥抱市场资本主义,国民党分裂成了两个阵营。当时的国民党总统马英九加剧了党内分歧。他与国民党以前的死敌中共调情,显然相信国民党可以按自己的条件,以某种方式促成与中国共产党统一,在此过程中从中国大陆庞大的经济财富中分一杯羹。 

然而,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台海形势发生巨变。中共国今天是一个处于风口浪尖的极权主义种族灭绝国家,正成为国际蔑视的对象。而经济改革停滞,中共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打算把“一国两制”作为统一台湾的蓝图,但习近平破坏了香港的“一国两制”模式,曾经有可能的“和平统一”台湾,现在不再可能。

国民党准备选举下一任主席,却陷入进退维谷窘境——如果继续取悦中共,无异于保证该党在选举中政治自杀。另一种选择是可以走另一条路,重新发现自己的反共根源,或许表明未来与中国统一的愿望,但承诺只有在中国首先民主化时才会这样做。而且,民意调查始终表明,大多数公众明确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这种趋势只会随着每一代的流逝而增长,取悦中共的政策可能以选举失败而告终。

国民党进退两难。不过还有第三条路——彻底蜕变为完全本土化的台湾政党。然而,考虑到国民党的历史包袱,本土化至少目前看来还是一座太陡峭的山,这个党无力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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