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故事》第169期 20230713）

　　1967年1月15日，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为逃避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迫害，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船偷渡香港。

　　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他说：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

　　“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

　　“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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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神童”

　　马思聪自幼在法国巴黎学习音乐，16岁时即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

中国小提琴第一人

　　1932年，19岁的马思聪学成归国，开始在广东、香港等地举办巡回演出，引起轰动，同年他和陈洪创办私立广州音乐学院，马思聪任首任校长，培养了大量音乐人才。

　　1937年抗战爆发，马思聪满腔爱国热情化为音符，创作了很多抗战歌曲，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那首传唱至今的《思乡曲》。中共建政成立后，这首《思乡曲》被定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的广播开始曲。

　　1945年，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领导人还特地接见了正在重庆演出的马思聪。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马思聪和一百多位知名爱国人士一起抵达北平，参与到所谓“新中国”的筹建工作之中。7月，马思聪被选为全国音协副主席。10月1日，出席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据马思聪儿子马如龙后来回忆说，也就是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期这段时间，马思聪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马思聪一生的巅峰，他成为中共总理周恩来的“红人”，深受器重，居住在北京一个近200平方米、8个房间的四合院。37岁的马思聪还被任命为刚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

　　1950年，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队先锋队队歌》传唱全国。那个年代的中国少年都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还有《春天大合唱》和《欢乐组曲》等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完成的。

文革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史无前例的劫难来临，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

　　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的广播开始曲从《思乡曲》变成了《东方红》。

　　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一张大字报贴在了马思聪的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了他头上，脖颈前后还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

　　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

　　她们先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而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追到南京，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于是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工人造反派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大约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

　　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马思聪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

　　1966年11月，马思聪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

　　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去到广州，跟家人一起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

　　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

　　但逃港也非常危险，万一被抓住肯定性命难保。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被迫做出了逃港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夫人、儿子、女儿，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同船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大海，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晚到九龙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岛，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因为九龙不像港岛那样惹人注目，却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1957年，夫妻俩迁往香港；1960年，又迁往加拿大。而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另外，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公公何焯贤也在九龙。

　　傍晚时分，马思聪终于打通了九龙亲戚的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1967年1月17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船的照片，船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002”号船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久留之地，他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一家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女儿好奇地掀开窗帘一角想看一下外面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

选择美国

　　经过反复思考，马思聪做出了到美国去投靠九弟马思宏的决定。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小姐。“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骗子。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就确信无疑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转移马思聪一家。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还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事情急转直下。美国驻香港领事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看过今天的报纸？谈判该结束了，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已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人类音乐史上最黑暗的音符

       据传时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曾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背井离乡到国外去。我很难过！”然而温情的漂亮话后面却是残酷的迫害，马思聪由于逃往美国，被当时的公安部定性为叛国投敌。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公安部将这个案子作为要案，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即“002号专案组”，全面调查马思聪出走经过，株连亲友数十人。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连的人间悲剧。

　　马思聪的大哥马思齐在他逃跑后被怀疑知情不报，警方抄家时发现失业又患脑瘤的马思齐家里经济拮据，一家人都是用废报纸当卫生纸，这还了得！“文革”期间的报纸，天天印着毛主席语录，经常还有毛泽东像，于是马思齐一家6人有5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夫妻双双被判管制，马思齐当时已70多岁，在监狱里干很重的活；大女儿马迪华原来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被抓后惨死于上海公安局拘留所，死时30岁；第二个儿子马宇亮被判12年徒刑；小儿子马宇明判8年刑；唯一幸免的是长子马宇中，远在新疆阿拉尔建设兵团，处于“002号专案组”的视野之外，没有沾上用报纸上厕所的“现行反革命”大罪。二哥马思武，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的法语教授，被指协助马思聪“叛国投敌”，受到残酷批斗，于1968年7月11日跳楼自杀，终年63岁；跟他在中国住了30年的法国籍妻子其后离开中国，两年后1976年在法国忧郁而死；马思武自杀的消息传至美国，马思聪在日记里悲愤写到：“国内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于家散人亡。”马思聪的大妹马思芸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当时突然被隔离审讯，关在学校地下室，不许和任何人接触，天天写交代，一关就是一年多，而马逃离的事是在其妹被放回家后才知道的。马思聪的侄女马之庸当年30多岁，在广播电台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离审查，被调到麻袋场工作，直到1979年才调回原单位。马思聪太太王慕理的兄弟也没有一个逃过迫害。她的大哥王恒尝了8年的牢狱之苦；三弟王友刚和妻子何琼均被判入狱5年。

　　就是马思聪的家庭医生倪景山和家厨贾俊山亦被指协助马思聪逃亡，前者被判劳改8年，妻子因此患上精神病，后者被扣4年，弄至身体伤残，出狱后几年便身故。痛苦的亲身经历和血迹斑斑的亲友遭遇，马思聪无疑心存恐惧，所以即使他在1984年底已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他仍迟迟没有归国。

　　文革后，他回拒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亲自召唤，宁愿在异国独吟《思乡曲》，也不做返国之想。跟马思聪一起逃亡的马思聪太太王慕理，在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因心脏病发去世之后，又活了13年才逝世，在此期间，她也没有返回过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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