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老美踢出局 中俄恼羞成怒
拜登的“民主峰会”不邀请中俄参加，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和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26日罕见合写文章，抨击美国民主，赞美各自国家的优越制度。中共官媒讽刺拜登“假借‘民主’之名，裹挟美国盟邦，吹响集结号，共商对敌大计。
《法广》的评论指出，拜登邀请110个国家和地区于12月9-10日举行“民主峰会”，邀请了台湾，但没有邀请中共和俄罗斯。原因北京清楚，习近平在不久前中共6中全会上称，中共实施的是党领导下的全过程民主制度，这个名词很新，但还是党国一体的独裁制度，永远在一党领导下。拜登不邀请北京参加，北京应心安理得才是，习近平一统之下的中共一直在诅咒“宪政”，诅咒“普世价值”，何必去参加这个“民主峰会”，“去蹚这个浑水“？自己搞自己一套“全过程民主”，多么地“乐在其中”！然而北京不甘心，这当然一部分有拜登邀请台湾参加，另外一个原因，恐怕很深，北京担心拜登在民主旗号下集结起一个庞大的联盟对抗专制，西方民主联盟自不用讲，拜登还在试图扩大这一民主联盟，这对想向世界推行中共一套的北京所不愿看到的。
文章指出，北京现在想方设法消解拜登尚未召开的 “民主峰会”可能会发出的某种影响？北京也要扩大自己的联盟，但真正愿意加入“专制联盟”的不多，目前情况下，俄罗斯算是一个“同路人”，这个“同路人”能同路多久，北京也顾不上想那么多了。于是，中俄驻华盛顿大使秦刚与安东诺夫27日合写文章在美国“国家利益”刊出，两人抨击美国“民主峰会”把两个大国排斥在外，文章以攻为守，指美国擅自定义谁是民主国家，谁够不上资格，这完全是一种“冷战的精神状态”，算是出了一口“恶气”。这还不够，官媒还发了一篇“美国冲着中国设局，却先坑了自己”的文章，讽刺“拜登之心，路人皆知”，“假借‘民主’之名，裹挟美国盟邦，吹响集结号，共商‘对敌大计’！”
文章最后写道，习近平政权不相信民主、人权，这点看看他们在自己国内如何打压自己的人民便一目了然。不过，北京当局看起来比较着急，一面拒绝民主和人权，一面又生怕别人促进民主和人权，到底怕什么呢？
2、这一次风从何来 北京打右灯向左转
中共政治的风向往往从官方“引导”或默许下的舆论开始，在出炉了所谓第三份历史决议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后，又一次针对“改革开放”，严格来说针对民营经济的骂战登场，这一次被击中的是联想和柳传志。
据报道，始于六中全会召开前一天的11月7日，一直到开完会的21日，有中共左派大五毛之称的司马南在B站连发七个视频，矛头直指联想集团及其领军人物柳传志、杨元庆等人。联想被质疑国有资产被贱卖、为泛海控股量身定做，高管天价年薪，资不抵债有暴雷风险等等。当中的“中科院股权被贱卖？联想控股13亿国有资产白送泰山会”，显然不是一般的指控。涉及江泽民、朱镕基时期的市场化股份制改革所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
在司马南的挑战过程中，联想方面保持低调，而在司马南第七个视频于11月22日发表的当晚，有御用叼盘手之称的胡锡进上场了。胡锡进的文字保持党文化的风格，有点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不过在最后，胡锡进强调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称在这大背景下，柳传志和杨元庆应该“思考”。海外时评人士唐靖远分析，司马南应该只是一个在台前的发声筒或扩音器，他的背后，另有其人。胡锡进和司马南的论调，基本上类似于唱红黑脸，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大差异，但骨子里的目的一致，都是在鼓吹国进民退。至于官媒低调对待联想被攻击，恐怕是因为大家都看不清来路，怕站错队。
那到底最新这波由大五毛司马南挑起的争战，风从何来？海外时评人士蓝述分析认为，司马南是看准了六中全会继续向左转。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只不过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现代化起来，这也是六中全会的核心。司马南对联想的攻击，真正的矛头是冲着以联想为代表的一大批通过改制而发展起来的企业，以及全力推行改制的决策者。这与高层政争，与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最后“成色”，都有关系。
此外，在中共当局事实上不断整肃民企之际，李克强刘鹤等人却频频向民企吹暖风，时间节点刚好是宣传口争战之际。此前李光满“一场深刻变革”的文章引发争议后，刘鹤至少三次就支持民企公开发声。当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的李克强向当地民企喊话，对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维护公平竞争。这次在司马南发出针对联想的攻击后，11月24日，刘鹤在官媒撰文称，“坚持改革开放，既巩固公有制经济，又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也提到：“同时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刘鹤还强调，促进共同富裕，“不搞杀富济贫、杀富致贫”。唐靖远认为，刘鹤的讲话，和王岐山最近也在不断强调坚持开放一样，本质上都是舆论维稳，骨子里是打右灯向左转。蓝述则认为，李克强、刘鹤这些人现在出来安抚民营企业，实际上就是不希望中国的经济出现大的动荡，一旦出现大的动荡，它会影响中共统治的稳定。如果一下子把民营企业整垮，这也会影响习近平二十大的连任。
3、中共清零措施引发外侨大举离境
北京当局对疫情实施严格的清零及入境管控，对外资在中国境内的经济活动带来严重冲击，除了造成不少外侨大量离开中国，让外界认为中共将有走向“自力更生”的闭关模式，此外，这些作法也让外资思考，中国是否仍然适合再继续留下投资。
中央社报道，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恺文近日透过脸书表示，“很多外侨正在离开中国”，而“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与新冠有关的旅行限制是部分原因”。总部在上海的金融研究业者卡普隆直言，中国如今整体上似乎对任何跨境活动都不那么愿意开放，不管是国内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对于外商的外籍管理阶层来说，中共这样的管控，意味着驻中国的外国人请假回乡后，就有可能回不了中国。一些担任管理职务的外侨为了留在中国，只能放弃了与海外家人见面的机会，有的则“彻底搬出了中国”。受中共这种措施冲击最大的，是那些正在开拓中国市场的科技及其他公司，这些公司如今面临更难吸引人才加入并生活在中国，因为他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离开。因此，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商正在思考，中国“是不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那样的市场”，或者正在想着“我们撤走吧”。
4、小国立陶宛何以成为抗中先锋？
欧洲国家立陶宛今年5月宣布退出17+1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之后又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在该国设立“代表处”，11月18日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正式挂牌后，中共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等级。人口280万的东欧小国立陶宛为何成为“抗中”先锋？《德国之声》刊文进行了分析。
文章写道，立陶宛的一系列举动虽然得到美国的支持，但这首先是出于立陶宛政府本身的愿望和立场定位，以及地缘政治考量。立陶宛政府成立之初就提出要为自由民主而战，支持世界各地为自由斗争。此外，立陶宛将中共视为俄罗斯的盟友。1990年，立陶宛成为第一个宣布脱离莫斯科独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立陶宛独立后，一直站在反对俄罗斯影响力的前沿。
文章分析，立陶宛人口仅280万，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1/270，相比欧洲体量更大的国家，立陶宛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相当小，就算有损失，也不是太严重。一段时间来，中东欧国家纷纷对中共近年来对该地区投资规模小表示失望，而立陶宛因为上述原因，所以才不像欧洲其他很多国家那样畏惧中共。同时，在新冠危机中，立陶宛和其他欧洲国家越来越感到对中国产品、供应链依赖性太强可能带来的隐患。
对北京而言，立陶宛虽是小国，地理位置却很重要，是从中国到欧洲的铁路货运的一条经济实惠的过境通道。目前，中共虽然停止了直达立陶宛的铁路货运列车，但并未停止经立陶宛通向其它欧洲国家的铁路货运。此外，鉴于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国家批评中共的声音日渐高涨，北京也担心过于强硬的反应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引发更多仿效。因此，北京现在虽然态度强硬，也只是降低双方的外交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