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集中营里神秘的中国女人：她的身世被揭开，震惊了世界

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前夕，在瑞典马尔默港，一批难民被从纳粹集中营中解救了出来。在瑞典纪录片《Vittnesbördet》拍摄的画面中，解救现场的所有人几乎都流露出重获自由的笑容。然而当镜头闪过一个中国女人的面孔时，她却淡然地看着镜头，嘴角微微牵动，似是冷笑，又似是不羁的漠视。

这个仅两秒的画面立刻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好奇：她是谁？一名中国女性为何出现在纳粹集中营？她又为何在被解救时没有显露出丝毫的欣慰之意？

不久前，一则标题为《寻找Nadine Hwang，一个曾在上世纪登上世界各地报纸的中国女人》在网络热传。视频的制作者邹德怀正是因为偶然间看到了那2秒钟的镜头，颇感震撼，才决定搜集这名“神秘女人”资料，并最终整理制作成了视频。

几年前，邹德怀从美国私人藏家手里买下一些古旧的照片。在这些照片里，一位中国女性有时穿着皮草，像个名媛淑女；有时又身着军装，英气逼人；随照片附赠的卡片里，对她的描述是：“中国的圣女贞德”。

出于好奇，邹德怀开始从旧报纸、传记、纪录片中寻找这名神秘的中国女人的踪迹，试图拼凑和还原她的一生。这个消失在历史洪流中的中国女人叫黄讷亭，英文名字是Nadine Hwang。1930年代，她曾以“中国的圣女贞德”的称号，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报纸报道，她的故事因此有了不同语言的记载，但在中国却鲜少有人认识她。

通过为数不多的记载来看，黄讷亭的身世和背景复杂而曲折，也很难用几个词语或头衔来为她个人下定义。黄讷亭是游走在上流社会的混血名媛，是英姿飒爽的空军上校、极富冒险精神的飞行员、文化沙龙中的社交达人；同时，她也是反纳粹间谍、纳粹集中营中的难民……

即使任意一个身份背后都有一段足够精彩和丰富的故事，黄讷亭最终还是被遗忘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里，仅在纪录片里留存下2秒的镜头。让人不禁想问，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就一起走入中国传奇女性黄讷亭的时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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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班牙到中国：爱旗袍，也爱戎装

1902年3月9日，黄讷亭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外交世家。父亲黄履和是浙江余姚人，26岁时被派驻西班牙马德里担任外交官；母亲朱丽叶·布鲁塔·吉利亚尔（Juliette Brouta-Gilliard）是比利时贵族；她还有一个妹妹叫黄玛赛（Marcela de Juan），后来成为20世纪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

父母在马德里的艺术界和文化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黄讷亭姐妹俩幼年时期也浸润在上流社会的熏陶之下。1913年秋，黄履和奉调回国担任民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时年12岁的黄讷亭因此随家人移居北京。

黄讷亭姐妹俩在法国教会创办的圣心学校读书，同时还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除了国语，她们还精通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黄讷亭还通过函授取得了芝加哥汉密尔顿学院的法律学位。

由于父亲黄履和身处高位，时常会有精英才俊和文人豪客登门拜访，毛泽东、林语堂、胡适等大人物都曾是黄讷亭家里的座上宾。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作为出身名门的混血儿、受到中西方教育的黄讷亭也积极呼吁变革，成为北京社交圈一道独特的风景。她身材修长，面容清丽，同时透着男儿的英气；她精通多国语言，还擅长网球、马球、板球、冰球、击剑和骑马这些在当时被视为“男性专属”的运动。此外，她还经常穿男装参加各种聚会。

后来，深得民国军事将领张宗昌赏识的黄讷亭被授予荣誉上校，成为一名年轻的空军军官，担任参谋部的联络员。穿军装、留短发、做自己的黄讷亭因此有了“东方亚马逊”的称号。

1926年，黄讷亭开始担任北洋政府末代总理潘复的秘书，负责维系与欧洲新闻界的关系；1929年，黄讷亭在少帅张学良的手下担任中尉，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学会了开车和驾驶飞机。

日裔艺术家野口勇在《野口勇：东与西》一书中，提到了黄讷亭。他说，在 1930 年遇到了一位“年轻元帅张学良军队中的美丽中尉”，并形容她看起来像一个“海盗”。

从上海到巴黎：向往中的波西米亚

在当时审美落后的中国社会，黄讷亭特立独行的穿衣打扮和行事作风自然是不被大众所接受的。加之上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中国时局，黄讷亭意识到，她无法在中国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即便她身处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滩。

1933 年，31岁的黄讷亭离开上海来到了巴黎，在那里结识了57岁的美国作家、诗人娜塔莉·巴尼（Natalie Clifford Barney），开启了她向往的波西米亚式的生活。

巴尼是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1900年开始就出版写给同性的爱情诗，在作品中支持女性主义与和平主义。巴尼也是社交界的红人，在她巴黎左岸的家里举办的沙龙，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和艺术家，常常是一位难求。

黄讷亭时常参加巴尼的沙龙，她高贵不凡的气质、独特的性格魅力以及出众的社交能力，给在场嘉宾留下深刻的印象，巴尼亦对其青睐有加。黄讷亭擅于展示自己，融入圈层，有时她还会穿着中式服装表演剑舞，很快就在巴黎的社交界名声大噪。在巴尼的推举之下，黄讷亭轻松地融入了巴黎的文化艺术界，并受邀出席各种社交盛会。

英国作家黛安娜·哈密（Diana Souhami）在巴尼的传记中提及黄讷亭时说道：“巴尼介绍了一位新朋友，Nadine Hwang，她曾是中国军队的上校。巴尼聘请她担任司机、秘书和私人助理。”

但是，成为巴尼身边的“红人”之后，黄讷亭也成为巴尼众多情人和暧昧对象们的“眼中钉”。海伦娜·内拉（Hélène Néra）曾在书中的描述称，黄讷亭因为“华人身份和巴尼众多仰慕者的致命嫉妒而遭受了令人窒息的种族主义”。

纳粹集中营里的中国女人：编号39239

1940年，整个欧洲都被纳粹的阴霾笼罩，巴尼和女友搬去了佛罗伦萨。黄讷亭则选择留在法国，参加了一系列抵抗纳粹的运动，最终遭到逮捕。1944年5月，黄讷亭被送往位于柏林以北 90 公里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这里曾关押过13.3万人，有9.2万人死于枪击、中毒、饥饿、苦役、酷刑或医学实验，是臭名昭著的“女性地狱”。

一起被送往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还有567名女性，黄讷亭的编号是39239。在2015年上映的纪录片《每一张脸都有一个名字》中，一位名叫艾琳·克劳斯（Irene kraus）的犹太女人说，她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认识了黄讷亭。她说，黄讷亭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特立独行，很有魅力，活泼又坚强。

确实，黄讷亭在集中营里认识了瑞秋（Rachel Krausz）和她的女儿——当时只有九岁的艾琳·克劳斯。瑞秋和黄讷亭兴趣相同，都热爱诗歌，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1945年4月，瑞典红十字会和丹麦政府发起“白色巴士营救活动”，黄讷亭通过集中营中被俘的英国间谍玛丽·林德尔（Mary Lindell）的帮助，将瑞秋和艾琳的名字加到了营救名单上。瑞秋与黄讷亭约好，如果艾琳长大以后生了女儿，就给她取名Nadine，以纪念这份恩情。

值得一提的是，艾琳在1971年真的生下一个女孩，并给她取名Nadine。而多年以后，也正是艾琳在纪录片中认出那个透露神秘微笑的中国女人正是母亲的挚友，才揭开了黄讷亭的真实身份。两个曾经互不相识的人，却在冥冥之中改变了对方的人生轨迹，这便是生命中难以言说的际遇。

除了收获珍贵的友谊，黄讷亭还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遇到了与她共度余生的伴侣——奈莉·穆塞-福斯（Nelly Mousset-Vos）。

奈莉是比利时的一位歌唱家，因参与抵抗纳粹的活动被捕，后被送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在集中营的一次圣诞颂歌活动中，奈莉高歌了一曲蝴蝶夫人的片段，引起了黄讷亭的注意，两人因此相识相恋。

但就在“白色巴士营救行动”的前一个月，奈莉又被送往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经受了残酷的折磨，两人也因此被迫分离。

从委内瑞拉到布鲁塞尔：奈莉与讷亭

1945年4月，黄讷亭被解决出来。苏联红军解放柏林后，她与奈莉在布鲁塞尔重逢，两人不久之后又一同离开欧洲，移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开启她们的新生活。奈莉在委内瑞拉的大使馆工作，黄讷亭则在一家银行担任秘书。

黄讷亭和奈莉在加拉加斯共同生活了20年。委内瑞拉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因此两人虽有恋人之实，却只能以表亲相称。1960年底，黄讷亭突患中风，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她和奈莉返回欧洲，定居在奈莉的家乡，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972年，黄讷亭病重离世，享年70岁；1985年，奈莉去世，同样长眠于布鲁塞尔。

纪录片《每一张脸都有一个名字》的导演马格努斯（Magnus Gertten）将两人的故事拍摄成了纪录片《奈莉与讷亭》，该片入围了2022年柏林电影节。

前半生波澜壮阔，足见生命的激昂与澎湃；后半生平凡安谧，尽显人世的苍凉与厚重，在世人看来，这是黄讷亭足以称之为传奇的一生，而对于她来说，只是努力、勇敢、自由地活着的一生。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洪流里的一粒沙，被裹挟着，终于尘土。但总有一些逆行者，与风浪搏杀着，逆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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