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皇朝 红三代已后继无人
按照中共元老陈云的说法，“权力要移交给我们的孩子”才安全。问题在于，当今之势，红三代已决不可能像红二代那样集体世袭党国权力。这也就意味着，中共党国势必终结于红二代，红二代的垂死挣扎终归徒劳。
红二代之崛起，是打下江山论功行赏的军功集团垄断了社会资源，传给了下一代。因为文革以来对血统论的冲击，也因为后极权和半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形成新的机会结构，红二代尽管能够在各个系统占据要津并形成强大的权力网络，却无力让他们的儿女复制这种权力网络。而且，他们的儿女所接受的是跟他们迥然不同的教育，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成长，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都有别于父辈，向往自由自在的现代生活方式而缺乏继承极权主义红色江山的内在强烈冲动。
实际上红三代很少涉足政坛，毛新宇、李小鹏就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在商界发财的红三代倒不乏其人，诸如李小琳、曾伟、邓卓芮等，但他们饱受物议，影响力无从谈起。其他进入公共视野的红三代代表人物，如习明泽、薄瓜瓜、邓卓棣、叶丹丹、朱和平、彭宇，也根本不成气候。平心而论，即使红三代有继承红色江山的心愿，技术官僚阶层也不容他们像其父辈那样呼风唤雨，集体世袭。
习近平被称为“总加速师”，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加深了中共合法性危机、加速了世人对中共的抛弃、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离德。
习近平代表的红二代已经走上穷途末路，而且习近平红二代之后再也没人有意愿和能力维持中国现在这种权力格局。中共下十年的领导班子，在接班的省部级的层面，红三代已经后继无人。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拔了一批的技术官僚，像朱镕基、温家宝之类的，叫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那时候个人的能力还是重要的考量参数。这就是为什么朱镕基会被邓小平提拔，邓小平是把能力看得更重要。
但是中共元老陈云当时是坚决主张提拔自己的子女，他把忠诚看得更重要。他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自己的子女接班比较放心，他们不会刨自己家的祖坟。所以当时邓小平跟陈云提拔干部的思路理念就不一样。
陈云的主张后来是占了上风了，所以习近平作为一个红二代最后就接班了。红二代习近平的心态会更倾向于陈云的观点，因为红二代觉得江山是自己的，技术官僚都是给我们打工的，都是家奴，江山不能交给奴才。
所以当年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红二代其实是瞧不起他们的。习近平是这种心态，那么他的接班人就有会在红三代中去寻找。当年中共内部是有一个协议的，就是能够做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局常委这一级的，他们的子女一家都要有一个要被提拔到省部级官员，其实就是给接班做准备的。所以像刘源、刘亚洲、习近平、薄熙来、李小鹏这批人，他们都是属于为接班做准备的。
到了今天的习近平，现在因为红三代没有接班人，江山交给谁都不放心。这个也是太子党现在支持习近平连任的原因。红朝末代江山，到了今天，连习近平这样的小学博士接班人都找不出来了，这真是中共卫道士陈云的悲哀。
大撒币1.0 毛泽东为什么援助阿尔巴尼亚
1976年后，阿尔巴尼亚开始对中共提出公开的批评，还逮捕了支持中共的干部。1978年，霍查在其著作《帝国主义与革命》中说：“毛泽东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重新上台的邓小平决定彻底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而仅仅在那之前几年，这个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在毛泽东时代被视为中国的“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是“社会主义在欧洲的一盏明灯”。
1945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党魁霍查开始执政。当铁托和斯大林发生分歧时，阿尔巴尼亚站在了苏联一边，断绝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然而，当50年代斯大林死后，苏联恢复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阿尔巴尼亚十分不满，支持中共提出的“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国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反对苏联等国家对中共的围攻。阿尔巴尼亚对中共的支持，让中共“甚感欣慰”，双方开始了“蜜月期”。1956年8月，霍查率党代表团参加中共八大，毛泽东亲自接见。次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率团回访。此后，双方高层互访频繁。
1961年，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几千万中国人因为毛的大跃进政策而被饿死时，中国向阿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根据中共公布的资料，从1954年至1978年，中国援阿成套经济项目共计142个，给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500元，这在当年是个很大的数字，中国人一年的平均工资才500元。
1974年，阿尔巴尼亚再次要求中共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因中共力不从心，所提供的援助与阿方要求的差距较大，这引起了霍查的不满。阿尔巴尼亚开始对中国提出公开的批评，还逮捕了数以千计支持中国的干部。1956年以来双方形成的亲密关系至此完全破裂。
试想想，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会在本国经济滞后的情况下，会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而以举国之力去援助他国呢？如果将这些援助用在改善自己人民的生活，用在拯救被饿死的几千万国人，结果会怎样呢？当然，这在不管人民死活的毛泽东眼里，是不会有正确答案的。
坚决反共还是两岸交流 国民党敌我不分
蔡英文22日出席“蒋经国总统图书馆”开幕典礼，发表讲话说：蒋经国总统“当时，面对两岸军事对抗的紧张情势，以及中共当局对台湾的政治图谋，他曾经说，‘我们中华民国到今天所以能生存，有前途，有希望，有信心，主要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在世界上是坚决反共、不与任何共党妥协的精神堡垒’。”
而国民党副秘书长王育敏27日提出“两岸交流才是蒋经国路线”，明眼人都知道是为了反驳蔡英文的反共论，摆明就是想把这个议题肤浅化：国民党主张两岸开放，民进党阻挡交流，所以国民党才是蒋经国路线接班人。不客气地说，这种言论就是完全不认识政策背后的时空背景，只是一种基于政治需要，临时拼凑剪辑出来的新闻稿。
深入观察，反共是蒋氏父子一辈子坚持的事业，这不仅涉及国共之间历史仇恨，更上升到两岸在一中法统的的零和竞赛。在此前提下，国共都宣称对方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代表一个中国，甚至有默契认为两岸关系就是这场内战的延续，彼此都想消灭对方，都否认有“两个中国”。两蒋的这种政治立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汉贼不两立”与“三不政策”的作为概括。
邓小平在1978年推动改革开放是经济上的重大变数，这意味中国经济发展将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互结合，在全球生产分工链的转化下，中国市场将逐渐取代“东亚模式”，台湾的出口优势也将被大陆取代。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自然成为西方自由主义实行“交往政策”的模板，这些人假设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将带来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这是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触媒。这个论述就是“中国机会论”的基础，乐观派认为中国的崛起将符合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利益。
面对这种局面，自然使得蒋经国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显得僵固且遇到瓶颈，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开始启动“三通四流”与“一国两制”的经济统战攻势，这也让三不政策出现危机。
蒋经国自然认识到台美断交以来已陷入外交孤立，过去引以为傲的亚洲四小龙即将被中国追上。加上西方国家对改革开放存有期待，全球生产要素与供应链正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台湾若继续高举不合时宜的汉贼不两立与三不政策，最后就是把自己的路走绝，因此最后以开放老兵探亲为名，打开了与大陆之间的民间交流。但这并不是放弃了反共原则。
今天的国民党不愿意面对的是，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关系产生变化，是因为经济发展的红利不仅没有促成政治民主化，反而成为北京对外扩张军力、实行战狼外交，对内强化镇压能力的基础，习近平的中国制造2025与中国梦正在各面向意图改变现状，不论对民主核心价值、全球供应链、地缘政治权力平衡、两岸关系都带来冲击与挑战。台湾在中国对外扩张的最前缘，自然成为全球焦点，因为类冷战的格局业已成形，只是昔日德国柏林的角色已被台北所取代。
蔡英文之所以提出蒋经国反共的意义，即是提醒国人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共始终都是台湾主要的威胁来源。朱立伦连反共都说不出口，王育敏倒果为因把交流等成是蒋经国的核心路线，连反共的价值观与经济交流的手段都分不清楚，也难怪国民党这样失去民心，这个党真是，是非不明且敌我不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