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拜登签署特大渉共法案 粉红又将喷口水

白宫12月27日周一表示，乔‧拜登签署了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7,7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其中军费同比增长5%。

本月稍早,国会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表决通过这项国防法案，为国防部制定政策的这项年度法案获得民主与共和两党大力支持。

2022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所许可的军事支出较前一年增加大约5%，一度因国会议员在对中共和俄罗斯政策上产生争执，而致审议进程陷入停顿，后经两院两党议员密集磋商而达成妥协。

预算用途包括为部队官兵调升军饷2.7%以及添购战机和军舰，并支应地缘政治威胁的应对战略，尤其是俄罗斯与中共构成的威胁。

法律中与中共有关的部分包括分配给太平洋吓阻倡议的71亿美元以及禁止国防部购买新疆强迫劳动产品的命令。

法案还要求就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共，制定一个机密的整体政府战略，要求建立一个关于中共大战略的咨询委员会。报告要求建立在机密中共战略，以及即将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的基础上，据说机密中共战略是拜登政府正在敲定的战略。

有评论指出，无论中共官方如何反应，粉红们又将上演一轮山呼海啸的爱国口水战。

2. 影响重大而深远！今年习路线最大败笔是它

2021年即将结束，回顾大陆一年政局，最吸睛的自然是“中共建党100年”，北京做了一整年宣传，渲染共产党伟大，年底还通过中共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为“习近平新时代”打开第二个100年。除了宣传党权，北京的台港政策一年来也大步推进，对台武力威吓已到空前地歩。但若论对中国发展的规划，习政府今年春夏发动的对民营企业的镇压，影响更重大而深远，因此可说是习近平路线2021年的最大败笔。

为什么说它是最大败笔？世界日报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大陆眼前的经济强大，是因为过去40年经济发展。而大陆经济40年来的长足发展，主要动力不在国企，而在私企。从1980年代的个体户经济，到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互联网经济，可见到私企的重要性。今年9月，中共副总理刘鹤为安抚“新文革爆发”的恐惧，提出私企“五六七八九”之说：即私企占50%以上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90%以上的公司数量，足以证明私企才是中国大陆经济根基所在。

然而，中共春夏以来对私企镇压，包括互网网、补教和娱乐等行业，都是过去20年最有活力的新兴行业。镇压已对经济造成损害，例如科技公司市值大跌，损害正随镇压扩大而加深。根基被毁，有如自宫，伊于胡底，还难估计。

春夏以来对科技业镇压，反映习路线逐渐将科技公司国有化的政策。例如，北京声称要进行“第三次分配”，要“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交出财富，将财富交还给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这是左倾路线将私有财产国有化的政策。在“共同富裕”下，富豪不得不捐出巨款；又因政策将推行下去，因此引发一连串科技巨头辞职。

除了财富国有化，互联网公司发展所赖的数据，已被北京立法变为国有。从此所有互联网公司所搜集的用户个资和消费模式数据，都归国家拥有，国家有使用权。北京还立法规定，科技公司必须将技术核心的“算法”先由政府审批。换言之，中共以国安名义，监控科技公司技术，实际上则是将技术国有化。

如果说邓小平发展经济最有效策略是搞活经济，那么如今习近平的最大败笔正是搞死经济。

3、“被精神病”的老祖宗：克格勃第五局

被精神病是共产独裁国家对付普通异议人士的惯常手段，这种精神病院曾在共产主义的大本营遍地开花。苏联作为一个共产独裁帝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土崩瓦解了，但了解其“被精神病”迫害手段，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披露，苏联克格勃第5局，同时它又被称之为意识形态保卫局，或者反思想破坏局，这个局可以说是被钉在耻辱柱上面的一个机构。

在1960年9月份，苏共的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刑法第190条做了几项真补。如果以口头形式诋毁苏联共和国和社会制度，或者书面内容等其他作品，将处以三年以下徒刑，劳动改造一年或者100卢布的罚款。如果组织参与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体行动要进行严惩。

这个法律判定谎言的机构是在1967年5月份所成立的克格勃第5局，这个第5局专门负责艺术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宗教和人身自由意识形态的领域，由克格勃的新任主席亲自建立。专门进行思想检查。

刚开始第5局只有6个处，第1个电视文化交流渠道，第2个负责挫败外国的和平演变，第3个负责大学生的工作。第四负责宗教，第5侦查反苏联的作品和传单，第6个负责研究理论。

但是随着工作的越来越深入，第5局的也越来越力不从心，规模也越来越扩大，等到1982年的时候，第5局就已经有了15个处，一共2.5万名雇员，这个第5局的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从1967年到1970年有2456个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而这些人也有可能仅仅是收听外国电台或者公开场合讲了一下国外的奇人异事。

但是如果你以为第5局仅仅就这么点本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第5局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把人送去劳改，而是把这些思想不对的人诬陷为精神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直到这个人说他是因为精神不正常才说出反苏联的话。如此一来他的精神病嫌疑就会被证实。而第5局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让他们住在精神病院。甚至第5局还让精神病院的负责人用保护病人的隐私，对外不说出病人的数量和名字。

那么像这样的精神病院有多少呢？在1967年当时第5局的局长向苏共政治局报告说，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苏案件，手底下的精神病院快不够用了，要求中央至少拨给5个精神病院，这种疯狂一直到1988年才能停止，当时第5局手底下有16个精神病院，一次性康复出院的能超过80万。

他对那些看不爽的人，直接使用这种手段。对于普通小人物的不规矩行为，而第5局则直接进行威胁性的预防警告。在1967年到1970年，第5局一共预防警告过将近6万人，平均每天就有53个人。等到70年代。在1971年到1974年又有6万多人。

难怪在格列日涅夫的时代，苏联人在厨房和亲密的朋友讨论一些敏感话题后，会抬头望着电灯，说到少校同志，你还在听吗？

4、西安封城问题多 中共自家媒体也开骂

据报道，西安市自23日封城后确诊数仍居高不下。外界不断质疑官方的防疫措施是否有效，而封城后种种乱象导致民怨沸腾。官方为平息民愤打感情牌，结果各大官媒的评论区却都成了“车祸现场”。

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自2021年12月26日18时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全面消杀。通告称，请广大市民提前关闭门窗，收起在露天阳台晾晒的衣物、放置的物品；消杀作业后，避免用手触摸建筑物外表面及花草树木，一旦触摸，立即用清水冲洗。 

西安市自12月9日至26日星期天，累计本土确诊病例已达635例。虽然这个确诊病例数与全球其它城市聚集性的疫情反弹相比显然微不足道，但是由于中共政府对病毒和疫情采取零容忍政策，又因为元旦和春节双节临近，全国性大规模春运即将开始，而且明年2月初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又迫在眉睫，因此从北京中央政府到陕西省政府再到西安市政府都希望竭尽所能，尽快扑灭疫情。

面对疫情升温，西安市27日中午进行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目前已暂停封城以来每户家庭每两天由一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的政策，要求所有居民待核酸结果阴性后才能出门。

西安当地虽有26名官员因防疫不力被问责，但老百姓认为这些人都是“替罪羊”，无法抚平民怨。中共官媒中新社旗下的中国新闻周刊日前发表《拷问西安疫情 千万人口重镇应急表现何以如此》文章，其中直言西安溯源工作缓慢混乱、健康码系统崩溃等现象，防疫应急表现“令人大失所望”。

文章批评，西安封城后出现连串乱象，作为一座千万级人口规模的省会城市，其应急管理系统备受拷问。

根据西安市规定，居民要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才能上班或出入公共场所。一名教师接到通知后自费做核酸检测，不料第二天西安的健康码系统“一码通”因造访人数过多而崩溃，公车、地铁无法出示绿码和核酸报告，不知所措的居民抱怨不已。

封城措施下，需要定期就诊的慢性病患来说，封城让他们无法正常就医，政府的管理手法令人心急如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