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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 与报效党国的终身遗憾

关于知识份子拒绝国外的优厚生活,拚命要回来鞠躬尽瘁的宣传,我们已经可以背出很多了。比如“钱学森在美国吃马粪装疯卖傻终于回国,他一个人能顶五个师”的光辉事迹,成为佐证知识份子应该如何报效祖国的标准配置。说实话,大家一直没有查出这种桥段到底出自于那个小说家之手。

与这些宣传相反,在中国大陆72年真实的历史中,学成归来没能为祖国报效,却被中共报销的人物是很多。比如钱学森的同学,同样是海归的物理学家徐璋本,因为不认同马克思主义,自己号称要参选国家领导,结果坐了22年的牢。徐先生还算好的,毕竟有钱学森这种红色标兵当同学,保住了性命。还有大把要报效祖国的老海归,性命都难保了。

董铁宝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计算机之父,作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参与了第一代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1956年,国内号召大规模向科学进军,在周恩来的“邀请”下,董铁宝和夫人植物学专家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国内,在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的海归背景成为“特务”指控的重点,被隔离审查,不准与家人见面。董铁宝不堪受辱,悬梁自尽,刚上中学的子女被下放农村。

被周恩来三番五次盛情“邀请”回来的,还有数学泰斗、云南大学奠基人熊庆来。1957从法国回到大陆,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培养了诸多后来的数学大师,包括著名的华罗庚。文革开始后,熊庆来长时间被批斗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后,在家中突然故去,原因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另外一个1955年被周恩来亲自从机场迎接回来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董时光,连自杀都没有赶上,直接被当做“大右派”毒打而亡。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大骂美国军队出兵朝鲜,不可谓不爱国。但是回来后因为在运动中给学校党委提了点意见,被作为极右份子处理,送去劳改。由于常年饥饿,一个堂堂博士,饿到去捡马粪中的没有被消化的胡豆充饥,就这样居然被诬为偷吃马粮,被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吐血不止,无人搭救。

如果要细数,这种例子多得让人无法呼吸。比如在计算机之父董铁宝遇难后没几天,同在北大的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饶毓泰也“自绝于党自觉于人民”了。在几天前“自绝于党”的还有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元勋”的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他们都是资深海归。当然,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极个别,因为单单在1968一年,仅中国科学院“自绝于党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个。

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中国顶级的菁英,在经历了中外社会环境的对比之后,还是会被简单的“爱国”主义情绪所煽动,轻而易举的交出自己宝贵的人生?学识为什么没有转换为见识?

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知识菁英既然拥有非凡的学识,理应具有非凡的见识。特别是在一生也许只有一次选择机会的重大历史关口,他们理应得比常人更有远见卓识,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但很遗憾,显然答案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民国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他们当中,59人留在大陆,10人去了台湾,12人去了海外。(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网络图片)

这些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代表性人物,全中国最聪明的大脑们,高达74%的人,对社会发展方向产生了严重的误判。这些误判不仅是对他们的学术生涯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影响,甚至其中很多位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不幸批斗致死的就多达14个,其中既包括饶毓泰、叶企荪、陈寅恪这种泰斗级的人物,也不乏地质学家谢家荣这样全家“自绝于党”的。而即便侥幸苟活的,也少有没有挨整、挨批的,不要说再做学术研究,保命保平安就已经不错。至于像郭沫若、冯友兰这种在严酷的环境下扭曲如蛆虫苍蝇,可恨又可怜,钱学森这种昧着良心唱赞歌的,就不必提了。

相反,有些学识不算一流的知识份子,比如徐志摩,见识却是一流的。苏俄革命成功后,在中国吸粉无数。甚至连胡适这样的人,刚开始也是极为欣赏的,认为苏维埃是“伟大的试验”。但徐志摩则不然,1925年3月,他去欧洲游历,专程取道苏俄考察。他从社会观察的角度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甚至专门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整个苏俄社会的麻木和野蛮,让他大为震惊,在他的《欧游漫录》中,他这样描述:“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毫不夸张的说,即使到了真相揭开的今天,还有大把的知识份子没有达到徐志摩的见识。简单一点说,董铁宝这些专家们如果选择了别的道路,即便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也至少可以为学界做点贡献,最差都可以保留一些知识的种子,为后来的人们留下希望。其实像爱迪生这样的人,从来没有过任何高尚的目标,驱动他发明创造的更多是商业的利益,但就是这样,也无法抹杀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因他在为自己创造价值的同时,推动了世界的进步。

人类的知识,本身是不分民族,没有国界的。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的知识份子,你为知识的添砖加瓦,都是在不同的侧面推动文明的进步。这个世界大部分的现代科学技术都产生于西方,但是最终都是造福世界。如果把自己的才智仅仅限定于服务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民族,那这种观念是一种狭隘的愚蠢,拙劣的短视。

为希特勒研究导弹,为金三胖研究核武器的科学家,算不算爱国?理论上说,也算是报效国家。但残酷点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对人类文明产生了严重威胁。既没有真正帮助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实现真正知识份子的责任和担当。如果是没有选择尚情有可原,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还要以“爱国”的名义跳入火坑,那就是可恨又可怜了。

如果爱因斯坦一定要报效德国,那他也许早就死在了犹太人的集中营;如果发明家特斯拉一定要报效祖国克罗地亚,那他也许早就湮灭在世界大战的某个角落。科学家玻尔、薛定谔、希拉德、汉斯贝特、霍尔宁……他们没有为祖国服务,却在更合适的环境和舞台上,实现了自己的才智与抱负,即推动了全人类的进步,反过来也让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一样的受益,谁敢说他们不爱国?!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份子应有的见识,它在大部分时候,比学识更为重要。他们站在知识的高峰上,而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他们的见识应该超越国界。

中共《人民网》竟然要习近平“人贵有自知之明”

中共《人民网》15日发表《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老战友荐读"黄琼传""李固传“》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徐中远,他在1966年至1976年,担任毛泽东图书服务管理员达10年之久。2000年他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局长。

徐中远在文中介绍,1965年毛泽东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四人阅读《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徐认为毛的意思是:“提倡东汉大臣黄琼、李固能以国家大事、社稷安危为重,不计个人名利官职,正直敢言,敢向皇帝说真话”。1974年毛泽东再次让江青读《黄琼传》《李固传》,并对江青说:“《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

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和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都有非常敏感的联系。作者是中央办公厅的老干部,在文章里可能借此提醒习近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被那些马屁官员拍的晕头转向。至于说“《阳春》之曲,和者必寡”,则是暗指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空前孤立。文章随后所说黄琼、李固均能“不计个人名利官职,正直敢言”,似乎也是在提醒中共各级官员应该说真话。

马斯克成全球首富 财产等于盖茨、巴菲特2人相加

《CNBC》报道,那个脑中总有用不完的古怪思维与创意、行事更经常不按牌理出牌,被外界称为“钢铁人”的马斯克,在最近一期的“彭博亿万富豪榜”(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上,其淨资产高达2280亿美元,超越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登上全球首富之位。

 这不仅是马斯克首次超越贝索斯,其身家也随著特斯拉市价快速水涨船高,如今手中握有的财产,甚至等同于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两人总和,那两人分别名列榜单第4位与第10位。

至于从2017年蝉联多年首富的贝索斯,目前身家依然保有1900亿美元,位居榜单第二名,比第三名奢侈品牌“路易威登”(LVMH)总裁阿尔诺的1600亿美元高出300亿。比尔盖茨以1270亿,名列第四。

特别的是,最新一期的富豪榜单上,全球前十大富豪中,除了巴菲特和阿尔诺两人,其他8人全都是科技相关产业起家,包含马斯克、贝索斯、比尔盖茨、佩吉、布林、扎克伯格、艾利森与巴尔默,横跨微软、甲骨文、脸书、谷歌、亚马逊与特斯拉等知名科技大厂。

华人富豪中,排名最高者不是马云,而是中国农夫山泉董事长锺睒睒,以655亿美元资产位列15名;腾讯董事长马化腾位列27名、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位列30名;至于台湾入榜企业家,最高排名者是华利集团创办人、“鞋王”张聪渊,以148亿美元位列第14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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