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 粪坑里开出来的革命花朵

1941年新四军偷袭抗日国军 89军，最后被国军歼灭，史称皖南事变。事件之后，中共延安地区的外援完全断绝。八月的一天，当时延安的财政厅厅长，解放后的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从西安回到延安，带回了满满的一车钱，大喜过望的毛泽东好几次当众说：“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

南汉宸是周恩来手下的国统区地下党要员出身，而且先后又都打入了国民政府西北军首领杨虎城的军政集团内部，为毛泽东等人率领逃窜到陕西的中央红军在当地立足立下了汗马功劳。只有南汉宸担任边区财政厅长，才能靠他与西北军的关系，进行鸦片贸易让延安边区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变为所谓的“丰衣足食”。

可是没过多久，毛泽东进行“延安整风”，因为经常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联系，南汉宸同样也是被中共特务头子康生下令关押，罪名是叛徒和“党内大烟贩子”。和南汉宸同样也有“党内大烟贩子”罪名的还有贺龙和王震。

1966年“文革”爆发后，康生和江青，故意把贺龙 王震和南汉宸在延安时经营鸦片贸易的部分内幕故意透露给了造反派，让他们来批判这些所谓的老革命，当然江青把当年毛泽东的亲自决策的事实真相隐瞒了起来。

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房子来加工鸦片!”贺龙就是这个师的师长。当年在延安的中共政治局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后，这位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曾当面问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央党校校长邓发回答说：“从前特区把盐和硷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

这位当年的莫斯科特派员的日记，在日后公开出版，他的日记中写道：延安时期的中共政治局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王震的三五九旅是加工鸦片烟的主力部队。

他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当时的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直接供应的…….。”

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一次由南汉宸报告财经状况的会议。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著名作家萧军虽不是党员和高干，也应邀前去旁听。他在日记中记载：南汉宸在报告中说：“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干过了！”

南汉宸当时的这番口气当然是表功式的炫耀，而作家萧军的反应则是：“听了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很难过。原来革命的花朵是从污秽的粪坑里开出来的”。

浙江官场大地震 涉及马云的权贵交易

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21日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晖则是在19日主动投案。今天中国社群网络盛传，浙江人事地震可能与去年蚂蚁科技上市案有关。华尔街日报曾报道，中国官方聚焦在审批蚂蚁上市案的过程中，有哪些监管官员为蚂蚁开绿灯、哪些地方官员支持及游说让蚂蚁IPO招股上市过关、哪些国企将会从中获益等，也就是要查出和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关系密切的官员和权贵。

浙江官场震动，有多个“大老虎”被拿下或主动投案。这些人之间互有牵连。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浙江省纪委监委19日则是公布，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浙江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就在一个月前，浙江新闻在7月22日说，已经退休7年的浙江省委省政府前副秘书长、接待办主任张水堂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浙江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该报道，而在这几位高官之外，今天中国的多家自媒体转载一篇文章指出，浙江这一连串人事震荡是出于当地一名女律师胡敏春的检举。

胡敏春的先生是前宁波市海曙区委书记褚孟形，他早在6月1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胡敏春检举的动机可能是“救夫”不成干脆揭发官场丑事。据公开资料，胡敏春是浙江诚航律师事务所主任，先后担任几十个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主要把关审核政府重大项目招投标、合约等。

综合公开资料及这篇文章内容，周江勇、马晓晖和褚孟形都是宁波人。马晓晖与褚孟形都是1966年生，两人长期搭档，相继担任宁海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晓晖2018年担任湖州市委书记。1967年出生的周江勇和马晓晖则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同学。

该文章说，不同于其他的贪腐检举，胡敏春提供的线索之一是：2020年11月，浙江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上市计划被紧急叫停。在IPO招股上市之前，周江勇家族出资人民币5 亿元抢先购买股份，上市未成之后获得退款5.2亿元；浙江其他牵涉者还有很多。该报道，从内容描述来看，这家金融科技公司就是指蚂蚁科技集团。

该文章指，胡敏春及其团队不仅代理了一些客户准备上市前的“突击入股”，也参与了上市失败的善后，甚至包括一些资金的路径安排。

目前官方尚未透漏，周江勇与马晓晖等人是否与阿里巴巴关联公司蚂蚁科技集团有不当的政企关系。不过，若有官员因此被惩处或判刑并不令人意外。

中央社说，今年4月28日，美媒华尔街日报曾指，北京年初时已展开针对蚂蚁集团去年的上市案展开调查，聚焦在审批蚂蚁上市过程中，有哪些监管官员为蚂蚁开绿灯、哪些地方官员支持及游说让蚂蚁IPO过关、哪些国企将会从中获益等，也就是要查出和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关系密切的官员和权贵。

三孩政策刚落地  中国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

法新社报道，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等内容，将三孩政策和配套措施予通过法律予以明确。8月21日，央视网引述中国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3，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5，中国有跌入低生育率风险的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老龄化国家。同时引述其他相关监测，称中国2021年的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仍然呈现走低的趋势。

今年5月，为了应对近在眼前的人口老龄化，中共宣布出台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的政策及配套鼓励性措施，希望以此改善中国人口结构，保持中国“人力资源的禀赋优势”。 然而在一片“躺平主义”，女性“不婚不育保平安”，男女对立等舆论气氛下，拯救中国于老龄化，被认为无法仅仅依靠删除征收抚养费，三胎政策来实现。

中共官媒央视网本次点评认为，生、养、教的成本高，是人们不想生育的重要因素。新华社早前指出，“低生育率陷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总和生育率要跌破1.5，其次是这种水平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这是中国自2010年人口普查以来，总和生育率第一次跌破1.5，原因在于育龄女性的总体人数持续减少，二胎效应的减弱，以及新冠疫情期间对生育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低迷是否会持续下去，还需进一步观察。

生育率如此之低，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结婚率大幅降低，2013年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1346万对，此后便逐年减少，到2019年已经跌破947万对，结婚数降低了30%。结婚率逐年降低，离婚率却从2008年的1.71%上升到了3.4%，其中，80后、90后极大抬高了离婚率。离婚率升高，结婚率降低，必然会影响生育率。

二是结婚年龄的大幅推迟，根据2016年中国人婚恋调查报告，中国人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6岁，其中男性比女性大2-3岁，其中个别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男性平均结婚年龄超过了30岁，女性超过了26岁。晚婚意味着晚育，举一个小例子，以前结婚早，可能20岁就生育，这样100年时间就生育了5代人，如今25岁生育，100年只生了4代人，一旦你把时间拉长，就会发现晚婚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极大。

三是精英化抚养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多数家庭只想要一个，拉低了总和生育率，这种重质量轻数量的生育模式让中国人口成指数倍下滑。2020年初，文汇报和复旦大学联合开展了人口调查，其中发现大部分中国人对于精英化抚养有着极大的执念，给不了孩子好生活不如不生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调查中，只有14.9%的人认同多子多福的观念，而有47.5%的人认为孩子质量更关键，更有9.2%的人不打算生孩子。

优生这个问题上，女性比男性更严重，女性有52.2%的人认为孩子质量更重要，而男性只有41.5%，认同多子多福的男子占21.8%，女性仅为9.5%，同时女性中不愿生孩子的比例为男性的3倍。可以说中国女性，尤其是城市女性对于生育的消极态度，加剧了中国老龄化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