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毒”，中共独裁体制更“毒”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丹尼斯综合报道：武汉病毒的起源现在有了另外的说法，此前外界普遍认为，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源头，但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则认为，武汉病毒有多个源头；而美国专家更指出，武汉病毒最早可能在去年10月已经扩散。

如果在一个信息自由的社会，发现病毒，整个社会就会知晓。对于病毒毒性的判断，社会民众应采取的防治措施，一切都由专业机构做出判断，而不是政治领袖说有毒还是无毒，毒性大还是毒性小，然后再根据领袖的政治利益做出是不是公布疫情，甚至明明知道民众明明讲的是真实的疫情，为了一己之私，还要倒打一耙，把说真话的人冠以“造谣”、“传谣”的名义投入监狱。

近日《科学》杂志（Science）就武汉肺炎进行了专题报导，其中提及，包括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在内的7名临床医生及多家研究机构成员，在研究金银潭医院收治的前41名患者后发现，这些最早病发的病人，在去年12月1日病发，较官方宣布的日期早约一周，他没有流行病学的联系。同时在研究的病例当中，有13个病例没有与华南海鲜市场接触过。

报导引述这篇论文的一名作者、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生曹彬的观点称，“现在看起来很明确，华南海鲜市场不是唯一的疫源地，但说实话，我们还不知道病毒到底来自哪里。”另一名作者、中国科学家曹彬亦有同样观点。

美国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传染病专家Daniel Lucey则认为，武汉病毒在进入海鲜市场前，就已潜入当地民间，在武汉的某些地方或某些人之间传播。

演化生物学家Kristian Anderson也分析了27个新型冠状病毒的DNA排序，结果发现，病毒源头最早可能在去年10月1日就已经出现。换句话说，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源自其它地方，之后才传播到华南海鲜市场，并引发后续的大规模感染疫情。

值得一提的是，财新网转载了《科学》杂志的这篇报导，大陆不少媒体也进行了转载，但这说法与官方所指疫情源头在华南海鲜市场的说法明显不同。

事实上，近日医学期刊与外媒都曾质疑，疫情爆发可能是与“武汉P4病毒实验室”病毒外泄有关。

其中，英国《每日邮报》本月23日首发、25日更新的报导就点名指，武汉肺炎的病毒或来自当地一座专门负责研究SARS与伊波拉等病毒的实验室。

根据了解，这个简称武汉P4实验室的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于2015年１月竣工，2018年１月正式运行，专门研究SARS和伊波拉等危险病原体，且与武汉肺炎病毒来源─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相距仅约32公里。

美国生物安全学家2017年曾在《自然》（Nature）期刊上警告，由于中国大陆资讯透明度不足，武汉P4实验室可能有病毒外泄的风险；《自然》期刊的论文也指出，北京一座生物实验室过去曾多次让SARS病毒外泄。

另据《华盛顿时报》报导，以色列生化战专家肖翰（Dany Shoham）稍早表示，致命的动物病毒传染病会扩散到全球，这或与武汉P4实验室秘密研发生化武器有关。

虽然目前这些说法无法得到中国官方证实，但是却也值得外界警觉：这次武汉病毒到底从哪里来？是真的因为人们吃野味而感染了病毒，还是跟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病毒外泄有关？

那么，武汉病毒到底有多可怕？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的科学家，曾在武汉肺炎爆发前，利用电脑做出一个模拟推算，若全球爆发“新型冠状病毒” ，会比SARS更易使人失去生命，如果疫情完全失控而又没有开发出合适的疫苗，科学家估计在18个月内有可能让6500万人失去生命。

该模型再次引起外界关注。根据模拟显示，这个病毒在6个月后就可散播到全球。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科学家，埃里克·托纳（Eric Toner）表示，武汉肺炎目前看来比SARS传播能力更强，未来会有怎样的演变仍很难说。

但需要注意的是，模拟中世界各国无法开发疫苗阻止疫情散播，而此前2003年爆发的SARS和MERS也都未有疫苗推出。武汉肺炎会否像这个模拟一样带来可怕的结局，尚无法可知。

现在武汉肺炎疫情升温，全球开花，学者认为，这次疫情的爆发完全是 “人祸”，由于中共体制的问题，造成防疫效率不佳，且漏洞百出，使得疫情扩大蔓延失控。学者也说，同为华人社会，海峡两岸公共卫生的发展程度差异却非常大，台湾由于是民主体制，消息透明与流动快，让疫情防治相当有效率。

台湾中山大学社会学研究系教授蔡宏政表示，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过程，在中国是一种典型的模式，起初政府掩盖疫情的严重性，在掩盖不住后才正式发布确诊人数，导致管理拖延，疫情已变得不可收拾。

蔡宏政表示，这次武汉肺炎在中国的大爆发，背后绝对有人为疏失的成分。随着抗生素的使用，病毒在被压制后会变得更加强烈，许多国家都曾发生高强度的传染病，“但在中国，由于中共体制，使得疾病变得更加复杂与严重，这确实是管理跟国家治理的问题。”

蔡宏政表示，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的最大特征是，当其它国家已出现确诊病例时，中共仍告知世界该疫情只在武汉发生，其它省市都没有疫情，而在中共中央定调疫情之后，各省市才陆续传出确诊病例，“这过程整整拖了一个半月。”

蔡宏政表示，在这一个半月里，疫情已经大为扩散且演变成人传人，另外，有500万名武汉人离开武汉，他们之中有多少带冠状病毒者，且停留在很多地方，这些都是疫情防治的一大漏洞。

蔡宏政表示，据统计，许多武汉人迁徙到深圳居居住跟工作，而深圳又跟香港有密切的往来，这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中共至今都未对外说明，“理论上，中共号称有大数据、AI与信用评等技术，但为什么疫情蔓延的相关数字，至今都没有出来？”

蔡宏政表示，中共中央考察地方政府的绩效程度，是依经济发展等指标，而不是参考公共卫生指标，这使得地方官员在面对公卫议题时报喜不报忧。而公卫的风险治理又有一项特色，就是公卫治理得成功，让传染病消失而未出现问题时，政府与人民会因为这些成功而缩减投入的经费，认为公卫是种浪费钱的行为。

蔡宏政表示，“在中国，公卫不利推广的特性，再加上中央与地方政府互相推诿等复杂因素，出现恶性循环，让疫情防治不力。”

“在台湾则没有这类的问题。”蔡宏政表示，由于台湾是民主政府，资讯相当的透明且流动快，因此不会发生资讯遭到控制与疫情被掩盖等状况，“这点是台湾跟中国大陆的最大差别。”

蔡宏政说，由于民主体制，台湾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明确，且台湾自日治时期起，即建立公卫系统的机制与观念，这点也与中国大陆相当不同，并使得台湾在防疫通报的效率相当高，且处理疫情相当具经验，许多防疫环节都有标准程序可以依循。

其实，目前根据披露出来的消息，不仅仅是武汉当局在隐瞒肺炎消息，而是北京高层在知悉肺炎情况后，又作出了进一步隐瞒的决定，才使得武汉肺炎的星星之火，变成了全中国的燎原之势，并且让全世界跟着遭殃。

有网友感叹：冠状病毒虽然很毒，但中共的专制体制更毒。如果没有中共对新闻、言论的严厉控制，病毒一出现，社会就能采取积极防治措施，哪里会有今天这样的悲惨结果。这个体制害了中国人不够，还要拉上外国人陪葬，难道这就是中共大言不惭的“全球治理”？有网友接着回答：“叫全球下毒更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