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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毒”,中共独裁体制更“毒”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丹尼斯综合报道:武汉病毒的起源现在有了另外的说法,此前外界普遍认为,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源头,但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则认为,武汉病毒有多个源头;而美国专家更指出,武汉病毒最早可能在去年10月已经扩散。

如果在一个信息自由的社会,发现病毒,整个社会就会知晓。对于病毒毒性的判断,社会民众应采取的防治措施,一切都由专业机构做出判断,而不是政治领袖说有毒还是无毒,毒性大还是毒性小,然后再根据领袖的政治利益做出是不是公布疫情,甚至明明知道民众明明讲的是真实的疫情,为了一己之私,还要倒打一耙,把说真话的人冠以“造谣”、“传谣”的名义投入监狱。

近日《科学》杂志(Science)就武汉肺炎进行了专题报导,其中提及,包括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在内的7名临床医生及多家研究机构成员,在研究金银潭医院收治的前41名患者后发现,这些最早病发的病人,在去年12月1日病发,较官方宣布的日期早约一周,他没有流行病学的联系。同时在研究的病例当中,有13个病例没有与华南海鲜市场接触过。

报导引述这篇论文的一名作者、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生曹彬的观点称,“现在看起来很明确,华南海鲜市场不是唯一的疫源地,但说实话,我们还不知道病毒到底来自哪里。”另一名作者、中国科学家曹彬亦有同样观点。

美国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传染病专家Daniel Lucey则认为,武汉病毒在进入海鲜市场前,就已潜入当地民间,在武汉的某些地方或某些人之间传播。

演化生物学家Kristian Anderson也分析了27个新型冠状病毒的DNA排序,结果发现,病毒源头最早可能在去年10月1日就已经出现。换句话说,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源自其它地方,之后才传播到华南海鲜市场,并引发后续的大规模感染疫情。

值得一提的是,财新网转载了《科学》杂志的这篇报导,大陆不少媒体也进行了转载,但这说法与官方所指疫情源头在华南海鲜市场的说法明显不同。

事实上,近日医学期刊与外媒都曾质疑,疫情爆发可能是与“武汉P4病毒实验室”病毒外泄有关。

其中,英国《每日邮报》本月23日首发、25日更新的报导就点名指,武汉肺炎的病毒或来自当地一座专门负责研究SARS与伊波拉等病毒的实验室。

根据了解,这个简称武汉P4实验室的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于2015年1月竣工,2018年1月正式运行,专门研究SARS和伊波拉等危险病原体,且与武汉肺炎病毒来源─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相距仅约32公里。

美国生物安全学家2017年曾在《自然》(Nature)期刊上警告,由于中国大陆资讯透明度不足,武汉P4实验室可能有病毒外泄的风险;《自然》期刊的论文也指出,北京一座生物实验室过去曾多次让SARS病毒外泄。

另据《华盛顿时报》报导,以色列生化战专家肖翰(Dany Shoham)稍早表示,致命的动物病毒传染病会扩散到全球,这或与武汉P4实验室秘密研发生化武器有关。

虽然目前这些说法无法得到中国官方证实,但是却也值得外界警觉:这次武汉病毒到底从哪里来?是真的因为人们吃野味而感染了病毒,还是跟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病毒外泄有关?

那么,武汉病毒到底有多可怕?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的科学家,曾在武汉肺炎爆发前,利用电脑做出一个模拟推算,若全球爆发“新型冠状病毒” ,会比SARS更易使人失去生命,如果疫情完全失控而又没有开发出合适的疫苗,科学家估计在18个月内有可能让6500万人失去生命。

该模型再次引起外界关注。根据模拟显示,这个病毒在6个月后就可散播到全球。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科学家,埃里克·托纳(Eric Toner)表示,武汉肺炎目前看来比SARS传播能力更强,未来会有怎样的演变仍很难说。

但需要注意的是,模拟中世界各国无法开发疫苗阻止疫情散播,而此前2003年爆发的SARS和MERS也都未有疫苗推出。武汉肺炎会否像这个模拟一样带来可怕的结局,尚无法可知。

现在武汉肺炎疫情升温,全球开花,学者认为,这次疫情的爆发完全是 “人祸”,由于中共体制的问题,造成防疫效率不佳,且漏洞百出,使得疫情扩大蔓延失控。学者也说,同为华人社会,海峡两岸公共卫生的发展程度差异却非常大,台湾由于是民主体制,消息透明与流动快,让疫情防治相当有效率。

台湾中山大学社会学研究系教授蔡宏政表示,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过程,在中国是一种典型的模式,起初政府掩盖疫情的严重性,在掩盖不住后才正式发布确诊人数,导致管理拖延,疫情已变得不可收拾。

蔡宏政表示,这次武汉肺炎在中国的大爆发,背后绝对有人为疏失的成分。随着抗生素的使用,病毒在被压制后会变得更加强烈,许多国家都曾发生高强度的传染病,“但在中国,由于中共体制,使得疾病变得更加复杂与严重,这确实是管理跟国家治理的问题。”

蔡宏政表示,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的最大特征是,当其它国家已出现确诊病例时,中共仍告知世界该疫情只在武汉发生,其它省市都没有疫情,而在中共中央定调疫情之后,各省市才陆续传出确诊病例,“这过程整整拖了一个半月。”

蔡宏政表示,在这一个半月里,疫情已经大为扩散且演变成人传人,另外,有500万名武汉人离开武汉,他们之中有多少带冠状病毒者,且停留在很多地方,这些都是疫情防治的一大漏洞。

蔡宏政表示,据统计,许多武汉人迁徙到深圳居居住跟工作,而深圳又跟香港有密切的往来,这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中共至今都未对外说明,“理论上,中共号称有大数据、AI与信用评等技术,但为什么疫情蔓延的相关数字,至今都没有出来?”

蔡宏政表示,中共中央考察地方政府的绩效程度,是依经济发展等指标,而不是参考公共卫生指标,这使得地方官员在面对公卫议题时报喜不报忧。而公卫的风险治理又有一项特色,就是公卫治理得成功,让传染病消失而未出现问题时,政府与人民会因为这些成功而缩减投入的经费,认为公卫是种浪费钱的行为。

蔡宏政表示,“在中国,公卫不利推广的特性,再加上中央与地方政府互相推诿等复杂因素,出现恶性循环,让疫情防治不力。”

“在台湾则没有这类的问题。”蔡宏政表示,由于台湾是民主政府,资讯相当的透明且流动快,因此不会发生资讯遭到控制与疫情被掩盖等状况,“这点是台湾跟中国大陆的最大差别。”

蔡宏政说,由于民主体制,台湾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明确,且台湾自日治时期起,即建立公卫系统的机制与观念,这点也与中国大陆相当不同,并使得台湾在防疫通报的效率相当高,且处理疫情相当具经验,许多防疫环节都有标准程序可以依循。

其实,目前根据披露出来的消息,不仅仅是武汉当局在隐瞒肺炎消息,而是北京高层在知悉肺炎情况后,又作出了进一步隐瞒的决定,才使得武汉肺炎的星星之火,变成了全中国的燎原之势,并且让全世界跟着遭殃。

有网友感叹:冠状病毒虽然很毒,但中共的专制体制更毒。如果没有中共对新闻、言论的严厉控制,病毒一出现,社会就能采取积极防治措施,哪里会有今天这样的悲惨结果。这个体制害了中国人不够,还要拉上外国人陪葬,难道这就是中共大言不惭的“全球治理”?有网友接着回答:“叫全球下毒更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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