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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９日凌晨，十二架飞机（央航一架、中航十一架） ，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飞向了大陆并分别在北京和天津降落。随后，驻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宣布脱离中华民国政府，回归当时刚刚成立的共产中国。随后，两航在香港及海外的员工也宣布投共，史称“两航事件”，台湾称之为“两航投共”，大陆则称为“两航起义”。

　　 作为世界第六、远东第一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当时，“中航”民航客机近五十架，“央航”有包括世界最先进的康维尔-240的飞机将近三十架，两家航空公司投奔中共政权的决定让全世界瞠目结舌。

远东第一，世界第六：中航、央航

　　在二战结束前，中华民国交通部属下有三大航空公司——中航、央航以及民航空运队。其中民航空运队是由飞虎将军陈纳德与美国商人魏豪尔合资成立。

　　中国航空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与美国商人合资经营的民用航空公司。该公司有一董事会，由两名美籍董事和三名华籍董事组成，简称“中航”。它在成立初期规模并不大，到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撤到重庆，为加强同外界的联系，除了打通缅甸公路外，唯有开辟国际航线。当时开辟了重庆至香港至加尔各答的航线。那时，中航的业务是替美国转运援华物资。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运输，配备了100架运输机给国民党政府，其中大部分给了中航，故其业务日益增繁。抗战胜利后，中航总部迁往上海。

　　中央航空公司原为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中德断交。翌年3月，该公司由交通部接管，并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淮海战役后，由于蒋介石不同意把它迁往香港，央航只好先驻广州。央航内部早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1949年3月，中共上海地下党通过央航副总经理查镇湖与该航总经理陈卓林等人联系。4月23日，央航秘密将和谈代表张治中的家属送往北平。

两航总经理陈卓林刘敬宜

　　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陈卓林是广东台山县人，原是华侨巨贾之子。早年毕业于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1923年旅美华侨飞行家杨仙逸受孙中山委托，在美购置飞机和航空器材，陈卓林与在美学习飞行的林伟成、黄光锐、聂开一等人应邀一道回国。后任广东航空局飞行师。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大沙头创立广东飞行学校，陈卓林任飞行教官。1928年，陈济棠控制广东，重新改组空军，陈任空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参谋长。两广事变时，陈卓林对陈济棠联络桂系军阀反蒋不满，遂与蒋介石派的陈庆云、周至柔联系，1936年7月18日，广东空军六个中队，飞机70余架北飞投蒋。陈卓林与董光锐则于同一天分乘五架教练机从广州到香港，后转到庐山，得到蒋介石的口头嘉奖。1943年3月，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由交通部接管，并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陈卓林由空军方面委派担任总经理，查镇湖由交通部委派任副总经理。

　　说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我们再来说一下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刘敬宜是河南开封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小作坊家庭。1914年小学毕业后，适逢河南省政府招考留美预备生，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后考入密歇根大学攻读航空工程学。1922年回国，初在东北大学任教，后出任河南省实业厅长。1928年结识了张学良，在奉军三四方面军任参谋。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日美宣战。刘敬宜作为中美航空问题的首席联络员绕道飞往华盛顿，并兼任中国驻美使馆航空顾问。1947年上任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

　　 国共内战后期，中华民国政府辖下机关开始撤往台湾。中航、央航自1948年起从上海将数十架飞机陆续移至香港。当时停留在香港的“中央航空”与“中国航空”共有空地勤人员6,780人，各式飞机──C46、C47、DC3、DC4和CV240…等83架。1948年底，蒋介石要求“中央航空”全部迁往台北，而“中国航空”则是一部分迁往台南，一部分留在香港。

　　1949年2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和夏衍，加上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驻扎于香港的张骏祥、蔡景超和于伶等人联系上了潜伏于中航的共产党员、时任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从而进一步联系上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商议起义投共；而陈卓林与邓士章等人此时也决定离开香港，因此开始联系央航派往南京的专员雷仲仁、和北平接洽。国共谈判破裂后，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委派吕明和当时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去香港策划起义。二人在8月24日抵达香港，通过与香港的张铁生等人联络，决定改原来的策动飞行员起义投共为策动两航全体人员投共。

被迫提前付诸行动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起义还在策划阶段的时候，有人率先驾机起义了。1949年8月25日，“央航”飞行员李福遇单人驾机起义，飞往南京。原来，中共地下党与“两航”员工的联系都是单线的。早就在计划寻找合适机会的李福遇，在8月25日这天发现机会，便临时决定驾机起义了。

　　李福遇的单人起义事件，惊动了国民党高层。因此，在随后的数月内，包括“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在内的所有员工，尤其是高管们，受到严密监视。

　　1949年11月7日，“中航”高管何凤元找到刘敬宜，递给他一份“中航”公司42名中高层负责人签名的“起义宣言书”。于是，起义在小范围内公开化了。

　　作为总经理，刘敬宜顾虑如此大规模的起义，如何才能避免被发现，被国民党空军前来拦截。最为棘手的是“两航”公司内的外籍员工。这些英、美籍员工，基本上任职于公司中高层，如机长、机务组长等。争取他们一同起义，是不可能的任务。而飞机起飞动向，又要提前告知他们，方能允许起飞。

　　两航员工们想了个办法：就按正常排班干，到起义前再踢他们出局。于是，外籍员工照常排班，甚至连客票都正常售卖。到了起义前的数小时，由两航员工一个一个打电话给乘客，说飞机有其他任务，航班取消。同时，派出地勤人员，剪断了塔台和外界联系的电话线。

　  1949年11月9日凌晨，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乔装登上了一架号称“空中行宫”的CV-240型飞机。在正常的航班表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台北桃园机场。清晨6时，12架飞机几乎同时发动，向天津、北京方向飞去。8小时后，12架飞机全部在大陆成功降落，其中刘敬宜和陈卓林乘坐的“空中行宫”， 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飞机到达时，受到时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解放军空军司令刘亚楼等官员的迎接。其它11架飞机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而两航在香港及海外的办事处2,000多员工也宣布起义，并陆续回到中国大陆复员。之后两航分驻于──广州、上海、天津等地的员工皆通电投共，到1950年底，香港两航起义员工及家属共计4,199人。

争夺留港飞机

　　两航事件后，滞留于香港的83架飞机及资产，无法运至台湾。当时英国政府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为避免两航的资产被移交给中共。国民政府遂委请陈纳德将军出面，将这批飞机的产权移转给民航空运队，并由台湾政府出资125万美金委由民航购买泛美航空所拥有中航的股票，以增加民航争取两航资产的筹码。民航向香港法院申请扣押，却遭到13次判决败诉。

　　对这场诉讼，起初国民政府处于不利状态。当时香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友善态度，而英国也希望藉由一定程度的外交妥协换取在中国大陆的利益，最初香港最高法院判决民运航空队败诉；但是在1950年以后韩战爆发，中共政府表示出了对于西方国家的不友善立场，在反共的大环境下美国也介入了这场诉讼，最后在英国枢密院的介入下推翻香港高等法院判决，民运航空公司胜诉。但是美国随即动用航空母舰将这批飞机通通运回美国，民航与陈纳德花费大笔经费的官司最后一无所获，导致除了美国以外各方在这场事件并未得利。

　　国民政府虽几经协调，仍一无所得。随着韩战的爆发，台湾开始接受美援，加上民航与CIA关系密切等复杂的因素，两航资产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两航"起义人员

　　两航事件后，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人员被作为统战对象受到民航部门优待，其中半数以上人员得到晋升。中航央航公司总经理刘敬宜被任命为新的中航公司总经理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特邀委员，但是他对航空事业的宏观想法和政府的计划不合拍，因此没有留在大陆，秘密回到香港。他回港后隐退，过了一段忐忑不安的生活后，全家移民澳大利亚。

　　在香港时，"两航"员工待遇优厚，比如机长潘国定，在当时香港的收入是二千四百多美金，其他人员的收入也在一千美金以上。虽然大部分员工在香港租住房屋，但是飞行员们租住的都是别墅。

　　两航员工绝大多数人是被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崇高理想说服，心甘情愿地回到一穷二白的所谓“祖国”。1949年6月，港英民航处害怕影响自己的生意，不仅要求中航须于一个月内将飞机大修厂和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还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央航公司因为规模稍小，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也仅剩下6条航线。大多数来自江浙地区的公司员工不免产生远离故土，又寄人篱下的感觉。

　　很多起义老人回忆说，当年刚一迈过罗湖桥，回到共产新中国，就感觉处处是新气象，每个人都兴奋得很。在从广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很多女员工就扔掉高跟鞋、换下旗袍、剪掉卷发，什么口红啊眉笔的，都扔了。革命了、从此不再颠沛流离了，多好啊！

　　回来的人先进了学习班，正好赶上抗美援朝，上边号召捐款，很多人把金笔、金表、金边眼镜都献出去了。每个人都拼命工作，想早日洗脱在旧社会中的污点。但是他们没想过做着同样的工作，为什么在旧社会就是污点。他们更没想到，厄运从他们选择回国那天，已经悄悄张开了魔爪。

　　风声鹤唳的肃杀，从"三反五反"开始了，紧接着是反右，两航起义人员中有多人被迫害，在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两航"起义人员，几乎无一漏网地从精神到肉体遭到摧残。到1979年，500多名投奔共产党的人员已经被迫害得所剩无几，仅北京就有48位被当成“美蒋特务”被迫害至死；策划指挥北飞行动的飞行员潘国定，被打断脊椎骨。据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文革结束后1980年的复查统计，两航起义人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有9人、被关押或处分的有57人、其余154人则被办班学习或受一般冲击。　　

　　航空公司机构是密集型企业，但几年后，两家航空公司员工被分散到中国四面八方，为此，远在香港的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曾专门给周恩来写信，坦露内心之忧虑，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声。远东最大的航空公司，就这样在中国共产的洪流中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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