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李政道的老师，中国雷达之父，却被逼扫厕所十几年，死后草草埋在双杠下

在中国，曾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他不仅在理论物理领域有极高的天分，作为启蒙老师，更是培养出了多位物理学家，包括首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核物理科学家吴健雄，以及“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中国核武器的开拓者程开甲。

然而身处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前半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与研究，后半生却不幸遭受到政治运动的迫害，中断科研二十余年，去世后连捐献遗体的愿望都未能达成。

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束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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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富贵，留洋后归国从教

1907年10月，束星北出生在江苏扬州头桥镇安帖村一个望族的大户家庭，父亲是江南陆师学校优等毕业生，清末曾任参领，在江苏拥有多家企业。优越的家庭条件，加上开明的教育观念，让束星北在幼年时得以进入私塾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了杭州之江大学，随后转到山东齐鲁大学物理系。

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大部分人尚不能填饱肚子，束星北却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实在羡煞众人。1926年，他又自费去往国外，先后在贝克大学、加州大学、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知名学府学习，据说还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并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两个硕士学位。

1931年，学成归国的束星北与妻子完婚，并拒绝了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抛出的橄榄枝，而选择留在了中国，因为他看到中国在现代科学领域的落后，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样的状况。

1932年，年仅25岁的束星北开始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担任副教授。出身富裕家庭的他崇尚科学、嫉恶如仇、为人直爽，也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之后的人生充满了坎坷。

1935年，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因擅自挪用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拨给物理系购置仪器设备的专款而被曝光。早年间的知识分子都很有风骨，束星北与张绍忠、何增禄、朱福炘等物理系教授选择了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直到一年后，竺可桢先生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才把几位教授再次请回。

1943年，一位17岁的年轻学生考入了浙江大学化工系。经人引荐，他认识了束星北，并在与他的交往中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的重要性，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大学一年级刚入学，这位学生就毅然决定转读物理系，在浙大的永兴校区学习。

作为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每隔一两周就会到永兴校区与学生做讨论。其他学生并不积极，只有这位学生每次都会参加，而且是唯一的学生。在一对一的教学环境下，束星北渊博的学识、深入浅出的启发式教学，使这位学生收获颇丰。

1944年，随着日军入侵中国，这位学生辗转经重庆，转学至昆明的西南联大继续学习。临别之际，束星北送给他一本詹姆斯·金斯的《电磁学》，这本书是束星北在爱丁堡大学就读期间，跟随达尔文教授做研究时所用，而这位达尔文教授正是提出进化论的大名鼎鼎的达尔文的孙子。

不久后，这位学生进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就读，并在1957年与杨振宁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位学生就是我们熟知的、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

1944年10月国共合作期间，束星北应当时的国民政府之邀，被借调至重庆担任技术顾问，负责研制中国第一部雷达，并于1945年研制成功，这也让他成为了“中国雷达之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希望束星北加入，为表示拒绝，他让学生将安装好的雷达拆卸掉，结果遭到了囚禁。很多人劝他出国避难，可他却坚定地表示，如果要到外国去，当年就不会回来了。

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束星北意识到中国需要原子弹的迫切性，于是与其他几位教授迅速开课，教授核物理方面的知识。他的学生程开甲，为日后中国研制原子弹做出了重要贡献，并荣获“两弹一星勋章”。

特殊年代，让他遭遇20余年的劳改

很快，红色中国成立了。已过不惑之年的束星北仍像年轻时一样，仗义执言，爱打抱不平，遇到看不惯和不公正的事，别人畏手畏脚，他却直接批评。由于身材高大魁梧、声音洪亮，学生和同事称他为“束大炮”。

尤其是在1951年的“三反运动”中，数学家苏步青受到无端怀疑而被审查，没有人敢站出来替他说话。束星北却怒气冲冲地冲进“三反运动”小组办公室，把负责人揪出来一拳打了过去，结果因殴打革命干部而遭到批斗。

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许多知识分子之前的言行和过往经历都被揪了出来，成为历史“罪证”。

曾被国民党邀请担任技术顾问的束星北自然也难以幸免。他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先被编入劳改队，到青岛月子口水库水利工地进行强制性劳动改造，之后又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的门卫室，负责打扫学校的厕所。

在水库工地，一直站在讲台教书的束星北，因无法承受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经常晕倒。有一次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去偷吃地里的红薯。附近农民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束星北，觉得实在可怜，就给了他一把花生，他抓过来连皮都顾不得包就一口吞掉。

就算不能继续从事科研工作，束星北依旧保持着学习的习惯。他的女儿束美新回忆，大雪隆冬，远远看见父亲在厕所前扫雪的身影，走近后才发现父亲是在用扫帚当笔，在雪地里进行公式的推导和演算。他希望能保持住好的状态，随时回到科研团队中去。

事实上，束星北曾多次向上级申请，希望能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为国家做贡献，然而领导却认为他这是变相地偷奸耍滑，试图逃避劳动改造。

为了摘掉“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束星北想尽一切办法立功表现。他研究如何能把厕所打扫得又快又好，医学院的玻璃器皿被他刷得格外干净，没人愿做的尸体标本工作也被他做得一丝不苟。

这期间，医学院一台脑电图机发生故障。这台机器在当时算是世界尖端的设备，没有人会修理，束星北于是自告奋勇。很多人劝他，自己身份敏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却看着贵重的设备损坏心疼。

最终，束星北不仅把医学院的脑电图机修好了，还跑遍了山东省50多家大型医院，把那里废弃的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B超机等医疗器械全都修好了。他谢绝了所有报酬，只希望医院可以出具证明，写明他的工作表现，帮助他早日重返科研队伍。

1964年，广播中传来了“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束星北却蹲在地上，双手捂脸，嚎啕大哭。早在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之前，束星北就已经意识到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制造原子弹，并在浙江大学开设了核物理课程。拥有这种前瞻性的他，最终却未能亲身参与到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工作中，令他抱憾终生。

昔日学生的一句话，帮他重返科研

1972年，获得诺贝尔奖后的李政道首次回国访问，周恩来希望他能介绍一些海外知名学者到中国讲学。李政道直言道，自己以前的许多老师，科学方面的造诣丝毫不亚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自己的恩师束星北就是典型的例子。可他不但没有被重用，自己回国想见老师一面都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周恩来听罢沉默良久。

虽然李政道没能见到恩师，但这番话却给束星北的境遇带来了转机。1974年，束星北终于得到所谓的“平反”，并被聘至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任教授。劳动改造20多年，束星北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不再年富力强，还有满身累积的病痛，但他却不想浪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甚至带着氧气袋上讲台，争分夺秒地培养人才。

1979年，中国首次在公海试射“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为了确定弹头的打捞时间，国家海洋局特别拨款上百万元，用于模拟实验研究。而束星北只用了简单的纸、笔和计算器，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复杂的运算，最终只用了5分多钟，就将弹头成功打捞，节省了上百万元的经费。大家想想，这可是1979年的上百万元啊，节省的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之后束星北又从理论物理研究转到大气动力学，之后又转到海洋动力学，虽然每次都是全新的研究领域，但他都能小有成就，发表多篇学术著作，为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去世后，捐献的遗体竟被遗忘至……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因患老慢支和肺心病于青岛去世。病重期间，他觉得自己虽然70多岁，但大脑的思维能力仍同二三十岁一般，因此他希望在死后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束星北去世后，家人遵照其遗愿，万分不舍地移交了老人的遗体。讽刺的是，负责的人却忘记了及时对遗体进行处理。直到半年后才有人想起此事，发现遗体早已腐烂不堪，不但已不具备解剖用途，甚至连标本价值也失去了。

领导于是随便安排了两个大学生，让他们将遗体送到医学院后面埋掉。可是去医学院后面需要绕很大一段路，两个大学生为了省事，竟把束星北的遗体草草埋葬在了学校篮球场边的双杠下。

一代天才物理学家的一生，竟然就如此被敷衍地了结了。这是怎样一个充满悲惨故事的国度、一个生命被如此漠视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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