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南海两举动曝中共军队致命弱点
北京当局近年不断增加军费，试图在2049年打造所谓“一流军队”。但外界已观察到，中共军队自身存在很大的缺陷。《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分析指出，北京有两个举动无意中自曝中共军队眼下最致命的弱点：士气低落。
“日经”19日发文指出，中南海一个举动就是中共在内陆沙漠地区建造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设施；另一个举动是北京推出一系列旨在增加生育率的尝试，这些举动的背后隐藏着中共正在解决对部队士气低落和军队打持久战能力低的担忧。
报道分析，近十年来，中共在南中国海忙于建造人工岛，然后部署雷达设备和导弹，以阻止外国军机和军舰接近该地区，最后部署能够在该地区发射弹道导弹的战略核潜艇。那么，中共为何还要急于在内陆沙漠地区建设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基地？专家认为原因在于，尽管中共已经将南海的一些水域军事化，部署了潜射弹道导弹，但它不再有信心相信在冲突发生时其军队能够保卫该地区。
报道还提到，2018年1月，一艘中共潜艇的举动尴尬暴露其弱点。该潜艇在东海日本尖阁列岛附近海域的海底航行，但很快被日本自卫队检测到，于是该潜艇迅速浮出水面，毫不犹豫地举起了中共国旗。这无异于一面投降的白旗，船员们疑似担心他们的船会被深水炸弹袭击。根据国际法，日本海上自卫队本可以将这艘船视为潜入水中侵入日本领海的“身份不明潜艇”。文章写道，许多日美官员认为，这一事件预示着中共军队士气低落。在过去25年里，中共一直在增加军费开支，举行阅兵和海军检阅。但导弹和坦克等有形的力量只是军事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些无形的力量，如部队士气等也同样重要，而这方面，正是中共军队的致命弱点，
一些人认为，士兵士气低落的部分原因是中共长期以来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军队成为一支“独生子女军”。该报道援引日本自卫队一位前资深军官分析，超过70%的中共军人是独生子女，由于人们对当兵并不看好，以及子女必须尊重和照顾好父母的观点仍扎根在家长们的心中，因此这些父母特别不愿意看到孩子在他们之前离开人世，也不愿让孩子从军。前不久的8月1日，中共当局颁布了保护军人地位、权益的法律。此举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中共军队无法扭转其招募困境，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生育率下降的情况下。
此外，中共军队从几年前就增加了战舰和战斗机的部署，但这些最新装备的运作率并不高，军方似乎无法充分训练足够的士兵来妥善维护和修理高科技硬件。这也是近年来中共军队越来越依赖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部分原因。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孙飞曾分析，虽然中共在国防事务上投入多种资源，但它的最大缺陷就是“人”，缺乏训练有素的军队人员，尤其是高阶军事领导人。
2、香港选委会选举结束 非建制派仅存1人
被北京官方称为“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的首次香港选委会选举19日经过漫长的漏夜点票终于在20日清晨宣布结果，建制派候选人毫无悬念地“大获全胜”，非建制派则只有一人“硕果仅存”。
《美国之音》报道，香港上一次选举委员会选举是在2016年，当时登记的选民超过24万人，而在北京的直接插手下，今年登记的选民只有7900多个团体及个人，只相当于上届选举选民的3%。香港的选委会选举过去就被批评为“小圈子”选举，而这一次选举显然是在“更小圈子”中的选举。香港警方更创下保卫选举的警员人数超过选民和被选举人的记录，留下了“鸟笼选举”的笑话。
在这次的投票选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非建制派参选人的得票情况。一位是社服界的新思维主席狄志远，另一位则是西贡区议会主席周贤明。狄志远与另外两位候选人得票数相同，后经过抽签幸运当选；而周贤明则因为得票数太低而落选。作为“硕果仅存”的非建制派当选人，狄志远选后向香港媒体表示，这次香港选举委员会有非建制派可以“入闸”并当选，证明仍然有空间。他认为，哪怕只有一把或两把声音，只要代表到部分港人，仍有价值去争取。但落败的民主派人士周贤明则认为，非建制派在选委会已经不再有空间。
报道指出，香港选委会选举之时，港版国安法已经在香港实施一年多，100多位民主派人士遭逮捕甚至已经被关在监狱服刑，而更多的民主派或异议人士或者噤声、或者流亡他乡。受多数港人支持的民主派在新选委会连一席之地都没有，中共所谓“爱国者治港”就是不容异己的“清一色”，而北京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所作出的维持香港自由的承诺早已经荡然无存。
3、除了恒大 当心这只“黑天鹅”
正当中共深陷恒大危机，进而引发房地产连锁反应之际，南华早报的报道警告，除了房地产外，中共地方债务也有惊“爆”风险，该报道指出，在多年基础建设回报欠佳后，北京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简称LGFV）忧心忡忡，与此同时，担心中共地方政府如何偿还隐性债务的疑虑如今日益增加，尤其当北京逐步升高管控，以防国家主导的金融系统崩解。
美国评级机构“穆迪投资人服务”上周报告说，中共收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监督，将促使许多地方政府扩大其商业曝险，以产生资金流。据穆迪专家分析：“中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商业活动若延伸至采矿或房地产等高风险事业，恐进一步增加信用风险。”
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今年以来，北京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试图控制资金流动，此举增加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资金偿还债务的疑虑，过去几年，相关债务已节节升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蓬勃发展，以提供基建热潮的所需资金，即使其回报率不足。目前，中共当局没有公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整体债务，不过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推估，截至2020年底，中共地方隐性债务，包括贷款与债券，已膨胀至45兆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毛额（GDP）的44%，该规模4倍于2010年时的数字。据中共前财政部官员孙晓霞的分析，眼下，中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很高，因为许多投资并没有产生回报，同时，地方政府因其税收下滑，已经无法支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今年4月，中共国务院曾表示，如果无法偿还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重组或宣布破产，紧接着7月时，官媒证券时报又报道，北京已下令银行与保险公司不要提供由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平台新流动性。同济大学教授锺宁桦指出，中共地方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引发资金流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他估计，地方政府通过隐性担保，以高达40%的折现为基础建设提供资金。分析指出，这种隐性担保让原本已经入不敷出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加剧，一旦爆雷，后果不堪设想。
4、滴滴收归国有？传红三代创办人“被下台”
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 （DiDi）自6月底擅自赴美IPO，遭北京当局整肃以来，一直风波不断，近日又传出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柳青有意辞职，中共当局或最终将接管滴滴并任命新的管理层，由分析指出，这也是滴滴由民企转成国企的最后一里路。
《路透社》报道，滴滴创办人兼总裁柳青最近几周向同事透露，她预计政府最终会控制滴滴，并任命新的管理层。知情人士称，柳青计划交出滴滴总裁职位，并鼓励其他高管开始找工作。目前，还不清楚柳青是否已提交正式辞呈、或确定离职日期。但一些滴滴高管已开始寻找其它的工作机会。消息人士称，柳青还告诉同事，她预计，政府将控制滴滴，并任命新的领导层。柳青没有回应通过公司发言人提问的评论请求。消息人士称，在监管风暴发生的前几年，柳青也曾谈论过离开滴滴。
据报道，柳青2014年放弃高盛待遇加入滴滴，成为首席营运官，助滴滴完成第一轮非上市公司大额融资，隔年晋升总裁。根据滴滴IPO说明书资料，柳青持有滴滴1.6%的股份，目前价值约6.4亿美元，掌控23%的投票权。值得注意的是，出身红色资本家族的柳青，其父亲是联想集团掌门人柳传志，爷爷是已过世多年的柳谷书，柳谷书曾是中国著名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