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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十一大常委名单外泄?接班人浮现

11月11日最新爆料,中共“二十一大”常委会人事初步名单疑似已经成形。据海外时评人士蒋罔正曝光的名单,现任总理李强将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国家主席,而习近平则保留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居幕后但仍掌控军权。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安排极可能是习近平“邓小平式垂帘听政”的新阶段,显示中共高层正在酝酿一次以“稳定”为名的权力再分配。此前的11月5日,蒋罔正曾率先爆料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出事,两天后的11月7日,中共官宣方红卫落马。

“李强接班”与习近平的“留后手”

名单显示,李强被推为下一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被视为习近平最信任的代理人。早在四中全会前,外界就传出李强或将担任过渡性接班人的消息。李强在“上海封城”事件后虽一度饱受争议,但其政治生涯并未受影响,反而在二十大上跃升总理。此番若再上位,显示习近平意图以“自己人”稳固局面,在形式上实现“权力交接”,在实质上继续“影子掌控”。

习近平据传将保留军委主席一职,掌握军权仍是他确保核心地位的关键。分析指出,这种模式极像当年的邓小平:不再担任总书记,但通过军权“定调一切”。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交班”,其实是权力布局的延续。

丁薛祥“回归核心圈”?

名单中另一亮点是丁薛祥被指将出任国务院总理。丁出身上海,曾是习近平在沪任职时期的秘书,被视为“习家心腹”。不过,丁薛祥之父早年在南通因收礼丑闻被查,使丁在党内风评复杂,传出一度被“边控”。

然而,今年6月丁薛祥访问俄罗斯圣彼得堡并会见普京时,受到俄方超规格接待,外界普遍解读为“接班信号”。时评人士认为,这一动向说明丁在党内仍有高层支持,其背后或存在江泽民旧系与习派之间的权力妥协。

李书磊:党校智囊转战人大

现任中宣部长李书磊据传将接替赵乐际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书磊出身学术界,曾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是习近平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体系上的重要助手。

分析指出,人大掌握着国家主席的选举与罢免程序,李书磊入主人大,等于习近平在制度层面为自己设立“政治保险”,确保即便未来“名义交班”,权力仍可维持在掌控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李书磊与王沪宁同样出身理论系统,且均擅长意识形态设计。学者认为,李书磊可能成为王沪宁之后新的“理论掌舵人”,继续塑造“新时代政治话语体系”。

陈敏尔与袁家军:习家布局的“两翼”

陈敏尔被外界认为是习近平最倚重的政治盟友之一,长期被称作“习家铁杆”。他若接任政协主席,将掌控统战与社会联系系统,成为政坛“和谐表象”的代表。

爆料同时提到,近期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被带至天津受审,外界认为此案与陈敏尔有密切关联。此举被解读为权力斗争中的“震慑信号”,显示中南海内部权力调整仍在进行。

袁家军则被传接替蔡奇,出任书记处第一书记。袁出身航天系统,早年在浙江任职,与习近平渊源深厚。更有传言称,他与彭丽媛家族关系密切,是“彭丽媛系”的代表人物。分析指出,袁家军的上位,既体现技术官僚的崛起,也标志“习家亲信”在关键岗位上的进一步布局。

刘国中、尹力:副总理之争与权力平衡

据悉,第一副总理一职将在刘国中与尹力之间竞争。刘国中被视为习近平胞弟习远平的代理人,而尹力则与彭丽媛关系密切。若此说属实,这场副总理之争,实则是“习家系内部权力分配”的缩影。

专家分析,从整个名单结构看,李强、陈敏尔代表习派主干;丁薛祥、李书磊则延续江曾派系余脉;袁家军、尹力被认为是“彭丽媛代理人”;刘国中则代表“习远平阵营”。可以说,江曾派尚未彻底出局,而团派则已完全边缘化。

目前,这份名单的真实性尚无法证实,蒋罔正认为,此次消息可能是习家阵营有意放风,以平息方红卫案引发的政治震荡。不过,专家普遍认为,这种权力安排并非真正的“接班”,而是一次体制性的再巩固。李强、丁薛祥等人虽然名义上“上位”,但核心决策仍由习近平主导。未来几年,中共内部权力博弈恐将更趋复杂。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共的政治核心始终建立在“斗争”之上。如今的“二十一大名单”传闻,不论真伪,都透露出一个信号:斗争仍是体制的常态,妥协只是阶段性的权宜。当权力不再建立在制度与信任,而是靠派系平衡与恐惧维系,这场“延命式接班”的政治剧,或许只是更大风暴的前奏。

2、 多地追缴,北京盯上这类人群

中共当局近期大举追查居民境外投资收益并征税。11月12日,北京、深圳等六地税务部门发布同步声明,称已启动针对部分居民境外收入的核查行动,要求补缴拖欠税款,并强调正借助大数据技术追踪居民投资活动。

据陆媒报道,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多位投资人近日陆续收到税务通知,被要求就2022年至2023年的境外投资收益补税。多地税务部门表示,此次追溯期约三年,范围涵盖通过境外券商投资港股、美股等情形。

彭博社分析,此举表明中共并未放松对居民境外交易的监管与税收追缴,同时也在强化对资本外流的控制。随着房地产危机恶化、地方财政吃紧,当局急于寻找新的税源弥补赤字。由于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务高企,北京试图通过征税向社会“挤水分”。

知情人士透露,部分被查对象补税金额巨大。厦门一位付姓居民被要求补缴税款及罚金近700万元,四川一位李姓居民被追缴约670万元。不仅富豪阶层被波及,中产投资者也被纳入排查范围。浙江省税务局三月公布的一例中,一名普通纳税人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共12.7万元。

今年以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要求投资港美股的大陆居民申报2022至2024年境外所得,首轮“催税”重点锁定高净值人群。分析认为,随着经济下行与“共同富裕”政策的推进,民间财富外流加速,而官方此举既是“堵漏增收”,也是政治信号——在财政吃紧之际,富人、中产甚至海外工作的中国公民都难以置身事外。

据《联合早报》报道,一些在海外任职的中国公民近期也被要求申报全球收入并补税。字节跳动旗下TikTok甚至要求在美与新加坡的中国籍员工,向中方税务机关申报并补缴税差。有评论指出,此轮境外收入征税行动显示中共在财政困境中“开源式控资”的意图日益明显,境内外华人财富正面临更严密的税务与资金管控。

3、剔除中国零件!又一美国巨头“脱中” 

美国汽车制造巨头通用汽车(GM)被曝正全面重组其供应链,要求数千家供应商剔除来自中国的零组件。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通用已明确要求供应商寻找中国以外的原材料与零部件来源,并设下最晚至2027年的期限,彻底终止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通用早在2024年底便已向部分供应商发出相关指令,但随着今年美中贸易冲突升级,行动步伐明显加快。多家零部件厂商坦言,这一转变极具挑战,中国在汽车照明、电子零件与模具制造等领域长期占据优势,要在短期内找到合格替代来源“既昂贵又困难”。此举不仅反映出美企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战略性“去风险化”,也揭示出跨国公司在地缘政治与贸易环境恶化下的紧迫调整。

与此同时,外资对中国经济信心持续下滑。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外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FDI)净流入仅85亿美元,环比大减51%,较2022年峰值暴跌92%,为1998年有记录以来最惨之一。多家国际媒体指出,随着房地产危机与债务风险拖累经济,北京急于留住外资,却难以扭转资金外流趋势。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更出现史上首次FDI净流出,金额达120.6亿美元。美国商会今年9月发布报告显示,仅有41%的美企看好未来五年在华前景,创四年来新低。

近月来,多家美国品牌也相继“瘦身撤离”中国市场。11月10日,汉堡王宣布出售其中国业务83%的股权予中国投资机构CPE源峰,仅保留17%股份;星巴克则于11月3日将中国业务六成股权出售给博裕投资。分析指出,通用汽车的供应链调整与外资撤离潮相呼应,显示国际企业正加速削减对华依赖。随着监管不透明、知识产权风险及地缘政治紧张持续升温,全球企业对中国的态度已从“世界工厂”转向“高风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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