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战天斗地的战士，鲁迅先生一直以来都给人一种暴躁老哥的感觉。性如烈火，擅长柔道的他，面对很多看不过去的人和事，经常上来就是一个漂亮的过肩摔，磕掉你门牙两颗，看你嘴还硬不硬。上到军阀官僚，下到流氓地痞，几乎就没有大先生不敢骂不敢打的人。然而凡事都有例外，像鲁迅这样的硬汉也会有搞不定的存在，这个人就是鲁迅的亲弟弟，周作人。　

根据鲁迅的日记记载，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将一封信送给他，信中竟称呼鲁迅为先生，还这么写道：“……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就是这封绝交信，标志着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兄弟之情彻底决裂。

这种“兄弟阋墙”的悲剧真是令人想不到，周家兄弟一贯兄友弟恭，二人在文坛上又都负有盛名，为何二人的关系会演变至此呢？一直以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主要是二人思想上发生了转变，进而导致生活上出现矛盾。这种说法被不少人认可，但事实是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周家兄弟在1924年时思想上并没有分歧，周作人跟鲁迅关系破裂，是在家庭矛盾爆发之后。

二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主要是家庭内部矛盾。首先是鲁迅一直批评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太铺张浪费，因为羽太信子当时主持着大家庭的生活开支，但鲁迅的批评遭到了羽太信子的反感。其次是传说鲁迅对羽太信子有“失敬”之处，也就是后来所流传出的是调戏弟媳羽太信子，周作人又相信了羽太信子，于是导致了家庭矛盾爆发。

兄友弟恭

第二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们先不下结论，先看看周家兄弟平日里的关系是怎样的。鲁迅对弟弟周作人的感情是相当好的，鲁迅少年时代经历了祖父下狱、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的坎坷，他的思想过早的成熟了，作为长子鲁迅有强烈的责任感，所以他尽管只比周作人大3岁，但实际上是兄弟们的监护人。

1901年9月，鲁迅帮助周作人考入了江南水师学堂。1905年，帮助周作人到日本公费留学。当年6月，周作人与日本女子羽太信子结婚，婚后生活过得很艰难，鲁迅于是放弃在日本的文学计划回国找工作。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几个别人”就是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可见，鲁迅对兄弟是多么的好。

按照相关的资料，鲁迅作为大哥，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文坛，都混得不错，每个月的薪水有300到500大洋，而那个时候，上海普通五口之家一个月的开支，不会超过15块大洋。民国八年（1919年），鲁迅花了将近4000大洋，在北平新街口的八道湾胡同内，买下了一套“三进大四合院”，把母亲和两个弟弟的家眷都接来住。这套房子很大，总共有28间屋子，最里面的一进是周作人夫妇和周建人夫妇居住，中间一进是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居住，最外面的是鲁迅自己的书房，还有接待客人的厅房。

按中国的家庭传统，那就是哥哥发达了，一定会拉扯弟弟。鲁迅身为大哥，他做到了，他在日本的时候，就把弟弟给带了过去，两个弟媳都是日本女人，且是姐妹俩，姐姐羽太信子嫁给周作人，妹妹羽太芳子嫁给周建人。当时八道湾除了鲁迅兄弟三个的家人居住之外，还养了十几个下人，车夫、伙夫、打杂的、洗漱的，所有的佣人开支，还有家庭开支，都是鲁迅一个人承担。当哥哥当到这份上，也没几个人了。

民国“袭人”

我们再来聊聊羽太信子这个女人。21岁的周作人跟随兄长鲁迅去往东京求学，在东京，他们兄弟俩和另外三位朋友入住夏目漱石刚刚搬出的公寓，因是五人合住，所以称之为“伍舍”。五个大男人住在一起，本来就不善于料理生活琐事，再加上要搞学习，还要参加革命活动。于是，他们共同出资请了一位“下女”帮忙，相当于现在的钟点工。这位下女的名字叫羽太信子，这个女子长得相貌平平，但是却生得饱满结实，有点中国式的古典美，且又十分性感。周作人曾对兄长及朋友们说：“新来的小姑娘生得颇为讨喜，一张粉团脸犹如我们宁波的汤团，柔滑白腻得不得了，像薛宝钗的膀子，让人禁不住想要摸一摸。”

其实，羽太信子绝不是宝钗，倒像袭人。 “伍舍”里的五个人个个严肃呆板，整天除了读书和政治，再无其他，别说是相貌平平的羽太信子，即使是仙女下凡，也比不上他们心中的家国民族复兴大业。只有年龄最小的周作人因为枯燥乏味的生活偶尔会对她多看几眼，所以信子就把周作人当作了“攻陷”的目标。

日本女子一向以细腻体贴，谦卑有礼著称，对于一个有可能会改变自己命运的主人，信子服侍起来必定更是温柔周到，甚至是夸张的做小伏低。周作人性格内向，信子就无话找话的同他聊天。他们从一句“天气好热”聊到日本的舞蹈，聊得信子当场鞠躬一拜，翩翩起舞起来。后来的故事，顺理成章，就像宝玉爱上了袭人，周作人也终于爱上了信子。

1909年嫁给周作人之后，在当初的那几年内，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下厨做饭，而或是家庭卫生，全由她一个人操劳，里里外外一把好手，俨然一副日本标准型的贤妻良母。而她对待婆婆（鲁迅的母亲），也非常恭敬和贴心。

鲁迅也觉得，弟弟能够娶到这样的好女人，是祖坟冒烟了。但是随后不久，他就被打脸了。他买下大宅子，把弟弟们和母亲一起借来，住在一起，他的想法是很美好的，兄弟妯娌之间和睦相处，共享天伦。他把自己的薪水全部交给羽太信子，让弟媳主管家庭所有的开支。可惜会写文章的他，完全忽略了女人的欲望膨胀后的虚荣心。

羽太信子成了管家婆之后，花钱大手大脚，很多家庭用品，都要去购买日本货，其价格比国货贵上一倍都不止。不仅如此，她还开始作，据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回忆：有一次厨子已经做好饭，大家再要用饭的时候，羽太信子竟突然要吃饺子，吩咐下人立即和面包饺子。更有甚者，周作人一家人只要有一点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上门看。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后来回忆起这位日本婶婶，也说她“生活上，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

如果家里没有钱，羽太信子就冲到鲁迅的屋里去要，要不要就撒泼骂人，根本不像当初那个温驯的周家儿媳。不仅如此，她还想把父亲从日本接过来，由于鲁迅坚决不答应，所以此事没有办成，但她的枕边风一吹，使周作人也认为大哥的气量太小，兄弟之间有了隔阂。

兄弟决裂

鲁迅偷看弟媳洗澡的事件，根据相关的资料，大约发生在1923年的夏天。民间也有一种传闻，说羽太信子想勾引鲁迅，遭到鲁迅的斥责之后，恼羞成怒污蔑鲁迅调戏她。

而鲁迅一个劲地容忍羽太信子的咄咄逼人，为了应付家庭开支，不惜四处借贷，穷得甚至连夜间写文章时的吸香烟都没钱买，还是朱安拿着首饰去当了几个钱给他买烟抽。鲁迅为何对羽太信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他是什么心理，外人不得而知，至今都没有答案。

在所谓“偷看弟媳洗澡的事件”发生后，鲁迅不得不带着朱安，搬离了那所自己掏钱买的大房子。1924年的9月，他在《俟堂专文杂集》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离开自己的家，只能说是后悔加心痛，还有更多的无奈。

几天后，鲁迅收到了周作人的“绝交信”，信中这么写道：“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这话说得委婉含蓄隐晦，大概只有当事人才能领会其中意思。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周作人想表达的意思，通俗地讲，大意就是：“哥哥，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以前不知道，是昨天才知道，因为你是我哥哥，所以我就不计较了。但是，不计较归不计较，咱们兄弟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我自是和你绝交了，你以后也别来找我。”

对于鲁迅有没有偷看弟媳洗澡，我们可以从鲁迅的邻居章廷谦的话中，看出一点端倪。章廷谦针对鲁迅兄弟反目的事，曾经说过：……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后记

不过抛开其他，单就两人感情而言，这段感情的确让世人动容。周作人做汉奸被捕后，羽太信子一直谨遵妇道，苦苦支撑着这个家。自周作人被当时的政府关进监狱后，羽太信子一直默默地守候着，毫无怨言地独自带大几个子女。

周作人被释放后，历经磨难后的两人，又苦苦相守近20年，直至终老。而这期间，两人再没有过过一天舒心日子，但羽太信子对这一切，丝毫没有任何怨言。他们或许被世人唾弃，但他们相濡以沫、对彼此始终不渝的情感，却值得称道。在动荡的年代里，他们真正做到了：一生一世一双人，这就足以让无数人钦佩。

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周作人急请中国文联的佟韦、李纯朴与北大医院接洽后，送入北大医院急救。周作人年近八十，就没有去医院。天黑了，他一个人在灯下独坐，倍感寂寞。就在日记中写道： “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这一年，羽太信子已与周作人携手相伴了整整54年。4月8日下午一点，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医院病故，享年75岁。至此，两人这段长达54年的婚姻，才终于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