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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低调，人们关注到他，是因为他出现在杨绛写的回忆录中，是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婿，名叫杨伟成，书中他叫老伟。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生于1937年，1968年31岁时与北师大校友王德一初婚，两年后33岁的王德一被安上“炮打林副统帅”的罪名，不断地遭到批斗，最终不堪凌辱在隔离室北面窗户的暖气管下自杀身亡。寡居4年后，在37岁那年，钱瑗再嫁给比她大十岁的建筑师杨伟成。门当户对、才貌相当、性情相投、父母彼此欣赏——杨伟成与钱瑗占全了，所以，他们应该是一对幸福的伴侣。

　　杨伟成出身名门，父亲杨宽麟，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土木硕士，中国第一代建筑结构设计工程师。1932年到1952年，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工学院主任、教委会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杨宽麟被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聘为总工。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和平宾馆，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杨宽麟的外公，是圣公会在华的首位教徒、华人牧师；大姨父卜舫济，则是圣约翰大学的创校校长，执掌学校52年。

　　杨宽麟的老爸，也是一位牧师，但在他3岁时病逝，老妈6年后也去世。好在杨宽麟凭着好姨妈、好姨父的接济，刻苦求学，成为一代英才。

　　杨伟成，出生于1927年，是杨宽麟的长子。手足五人，有一姐一妹、两个弟弟。杨伟成少时十分聪颖，15岁高中毕业，18岁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那是抗战时期，大学校方与学生都认可要节约时间，于是把暑假的三个月变成一学期。于是，大学四年就浓缩成三年了。

　　1946年，杨伟成通过教育部举办的自费留学生考试，第二年赴美。1951年，他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决定回国，任职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与杨伟成一同回国的，还有常沙娜。常沙娜就是美术大师“敦煌保护神”常书鸿的女儿。想必，在美国相识的杨伟成与常沙娜，也应有过一段美好的恋情。

　　1931年，美术大师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出生于法国里昂，名字来自于当地一条河流索恩河“La Saône”，中文名即为沙娜。1937年，6岁的常沙娜随父母回国，远赴敦煌，从此生活在沙漠，生活相当艰苦。1948年，她留学美国，于杨伟成在美国相识。

　　杨家全家福，全家1942年在上海的合影，前排中间是二战期间从德国来沪避难的犹太房客女孩，二排右一为杨伟成

全家1947年在上海的合影

　　1951年，杨伟成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并于当年与常沙娜双双归国。之后他任职于北京建筑设计院。文革后任副总工程师，是全国知名的建筑设备专家。他曾发明发明了多分区中央空调和多分区新风机组，填补了空调系统中的空白。 

初婚孔雀东南飞

　　1953年，杨伟与与常沙娜在北京结为夫妻，一个26岁，一个22岁。一年后长子杨宏建出生；1956年，女儿杨敏出生。他们的婚姻一直有致命伤，因为杨家的长辈认为常沙娜在基本学养上不尽如人意。双方屡有冲突。杨家条件优裕，精明能干的母亲掌管全家，家里有保姆、有厨师，有大家庭的规矩。最后，虽然有儿有女，亦不得不以离婚收场。之后，双方都绝口不提对方，常沙娜在回忆录里，只提过“嫁了一个土木工程师”。

　　杨伟成是著名的美男子，为他介绍对象的人始终很多。没有找到杨伟成年轻时的照片。但杨伟成的儿子杨宏建，后来是健美冠军，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体育系硕士，专访里形容他是“身材健美，皮肤细腻光滑，眉眼如二三十岁的小伙子那般精神”，应该可以倒推父亲的身材样貌吧。

被大家闺秀婆婆看中的优雅女子钱瑗

　　1969年11月11日，钱锺书先于杨绛下放干校。半年后杨绛动身前往干校时，送行的只有女儿钱瑗，女婿王德一已于当年自杀身亡，消息还瞒着钱锺书。那一年，钱瑗33岁。

　　留在北京的钱瑗，偶而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并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没想到，这位老太太就是杨伟成的母亲，后来成了她的婆婆。

　　这位老太太，大名唐雲，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通过与钱瑗的几次接触，她一下就相中这位大家闺秀，认为她善良文静、知书达理，很适合儿子杨伟成。可谓儿媳妇的最佳人选。

     1972年，钱钟书和杨绛从社科院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住在东城区社科院家属楼，杨伟成住在相距不远的一个胡同里。

      他的母亲逐渐和杨绛交上了朋友，因为都是从上海来京的高知家庭，自有诸多共同语言，也不可避免地会说到彼此儿女的单身状态。那时杨伟成对再婚的态度是暂不考虑，因为：一、父亲“文革”期间的“历史问题”悬而未决；二、膝下有一双青春期儿女，对继母与子女的关系、新的婆媳关系有顾虑。钱瑗的处境也有相似之处：一、二老的头顶上还戴着“牛鬼蛇神”的帽子；二、她的第一任丈夫“文革”中被迫害而身亡的阴影尚未退去。所以这对男女主角对两位母亲的交友建议，第一反应是“不积极”。

　　然而杨伟成的母亲是个为了儿女的幸福不肯轻易善罢甘休的人，在她对杨绛的不断劝说下，那个夏天，杨绛向杨伟成发出了正式邀请，请杨伟成去她家吃晚饭，以便正式会面钱瑗，并让钱锺书对这个未来女婿有个初次的了解。

　　从那次见面开始，杨伟成每周五下班后会约钱瑗出来轧轧马路说说话，双方感觉挺合得来。在一年多的交往中，俩人发现了许多共同点。他们的处世哲学极为相似，都主张为人低调不张扬，谦虚谨慎，远纷争而淡名利；在个人爱好方面二人都喜爱看书、做学问、听西方古典音乐。尤其令杨伟成钦佩的是钱瑗的聪颖、善良和大度。

　　钱瑗还成了杨伟成两个孩子和侄子的老师，从教知识到教做人耐心教导，循循善诱；她以她的人格魅力赢得孩子们的喜爱和尊敬，他们在1974年5月结婚了。多年后杨伟成在悼念杨绛的文章中说，“我发现自己找到了理想的人生伴侣。能娶到她这样的妻子是我毕生的福分。我深深感谢岳父钱锺书和岳母杨绛对我的垂青和器重。”

　　钱瑗是一个好母亲

　　都说后妈难当，但是杨伟成的两个孩子，和钱瑗得关系非常好，继子和继女都很爱她，一到周末，她从北师大下班赶到灯市口买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为了减少和继子继女们的代沟，孩子们喜欢看电视，钱瑗就跟着看电视，就算没有时间看电视，钱瑗也会提前看好电视报，然后一本正经地和他们讨论电视剧情节。钱瑗生病去世后，继子还曾写文章赞扬她，回忆生病前的点点滴滴。

     钱瑗进入西石槽杨家，那时杨伟成的儿子杨宏建18岁。在他看来，反正爸爸应该再婚，而随和的钱瑗阿姨，起码是个不坏的选择，从未有过不安。钱瑗选择与继子宏建和继女小敏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从未让他们有过“继母”的感觉。

　　钱瑗从英国学习回来后，就从杨伟成手中接过给宏建上英文课的差事。初始阶段，宏建有些怕上钱瑗的课，认为她职业性的诲人不倦，实在让人受不了。比如问她一个小问题，她会引经据典把那事的祖宗八代查出来讲给他听。从书房追到厨房，不听都不行。

　　当钱瑗病逝后，有人问宏建有关英文的问题，他答不上来，总会遗憾地说：要是我妈在就好了，她会让你听不了兜着走！喊钱瑗“妈妈”，听着好温馨。

　　女儿小敏，1976年曾在北甸劳动，遇到感情问题。当时无助的她，最先想到的就是钱瑗，而不是爸爸、哥哥以及奶奶。可见，小敏是多么信任钱瑗。

　　小敏在信中，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钱瑗。很快，钱瑗回了长长的信，教她处理的方法。小敏也是个听话的孩子，按照钱瑗所说，事情得到了妥善解决。

　　1979年，小敏成功考入北师大。毕业后，感情、身体又出现问题，让钱瑗大为操心，经常担心得睡不着觉。直到看到小敏有了好的归宿，钱瑗才松了一口气，亲妈也不过如此吧。

　　钱瑗曾对朋友提及，丈夫杨伟成是造房子的，但他们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西石槽交通很方便，对婆婆而言是个理想的地方。如果搬到北师大，对钱瑗很方便，但对其他人而言，都不方便了。而钱瑗，永远都是把别人放在前面的那个人。

　　钱杨夫妇岁数大了，体弱多病，作为独女的钱瑗，开始多住在三里河娘家，以便照应。

　　每到周六，就是钱瑗回西石槽的日子，孩子们都会很盼望着她，因为她总会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夏天，是新街口一大饭盒的四川冷面；秋冬天，是平安里清真肉店的上好牛肉。有时，钱瑗还会到王府井东来顺买大块肉的羊肉串，或是牛肉馅饼。崇文门春明的西式点心，也是一项选择。为了买东西，钱瑗要换几次公交车，经常到家很晚。尤其是冬天，天黑得早。

　　一家人早就准备好了晚餐，等着钱瑗。门开了，钱瑗走得脸红红的，一边从包里掏东西，一边嘴里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钱瑗一边吃饭，还一边讲述她听到的、看到的新闻，家人吃得津津有味，也听得津津有味。家人都习惯了钱瑗这样出现，也很喜欢这样的周六夜晚。周日下午，就是钱瑗与小敏的时间，她们一同买书、买衣料、买吃的，用钱瑗的话就是“贼不空手”。在小敏看来，钱瑗永远像个圣诞老人，买了东西分给大家，吃的穿的用的，人人有份。

　　彩云易散琉璃脆 世间好物不坚牢

　　1978年和1990年钱瑗两度被北师大派往英国进修，回国后除了担任外语系的教授、研究生导师外，还被国家教委聘为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的编审委员，还负责审查外校研究生论文。

　　她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深夜，为了抓紧时间备课，她多次逃避了年度体检。杨伟成事后十分后悔在她咳嗽长时间未愈时没有怀疑其严重性，直到1995年春被确诊为肺癌。她的病情急转直下，至1997年3月去世时还不到60岁。杨伟成为失去了心爱的人感到非常痛心，深为自责没有保护好她的身体。

　　钱瑗虽然遗愿不留骨灰，但因心爱老师的学生不舍，悄悄地将她的骨灰撒在了北师大图书馆附近的一棵松树下，化为她钟爱事业的养分。

　    钱钟书、杨绛在“文革”期间身体饱受摧残。1994年7月，84岁高龄的钱钟书因高烧住院，被确诊为膀胱癌。辗转病榻三年，1997年钱瑗病逝，父女连心，钱钟书在病床上感觉到了此生将不能再见到女儿时，心情坏到了极点，从此再不说一句话，直至1998年末郁郁而终，堪称人间悲剧。杨绛在两年之中接连送走两位亲人，欲哭无泪。但意志坚强的她强忍悲痛，开始了“打扫现场”的行动。她给自己制订了极为严格紧迫的工作计划，让自己无暇于哀伤，她将全部精力投入艰辛的翻译和著述中，硕果累累。完成怀念钱瑗和钱钟书的著作《我们仨》，完成整理出版了钱钟书的大量中外笔记与心得这个巨大工程，以及完成“讨论哲学，探索人生价值与灵魂的去向的奇书《走到人生边上》。2016年，105岁的杨绛她完成了“打扫现场”的任务，去天上与丈夫和爱女团聚了。杨伟成和”我们仨“的一段人世间缘分就此戛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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