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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和张爱玲齐名的才女，电影《十字街头》中那首脍炙人口的“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就来自于她的手笔；她是民国期间的“人造美女”，做过鼻子的垫高手术，被苏青讽刺为“人造美女”；她是女特工，潜伏在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身边；“文革”期间，她是汉奸，在监狱两进两出，几近精神崩溃。在电影《风声》里，她是顾晓梦，她也许是那个老鬼。她就是抗战期间有名的红色特工关露，她的一生都是悲剧。

　　关露生于1907年，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关露”是她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笔名 。她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幼喜爱文学，三十年代在文坛已是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尤擅长写新诗。关露1932年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这一选择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造成了她 下半生的悲剧。

奉党之命做汉奸文人收集情报，胜利后仍背黑锅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后，关露奉党组织之命留守上海孤岛。一九三九年中共南方局负责 人叶剑英密电要她到香港见廖承志。到香港后，通过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见到了中共特务头子潘汉年，接受了一个机密任务：打入上海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 ，充当中共与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当时李士群与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他联络，因胡绣枫和李士群的妻子是复旦大学同学，曾对李士群有救命之恩，李信得过，但胡绣枫此时正在重庆、宜昌等地从事国民党上层的工作。周恩来认为胡绣枫是自己身边不可缺少的地下党员, 不能满足李士群的要求, 感到很为难。胡绣枫在向南方局说明情况时, 谈到姐姐关露也与李士群相熟, 建议由关露代替她。潘汉年遂决定改派关露。

　　潘汉年对关露说“有两点请你千万要注意: 一点是, 你在李士群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 不要用嘴巴。另一点是, 以后有人说你是汉奸, 你可不要辩护, 一辩护就糟了。” 关露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务，回到上海与原来左倾文化界朋友断绝来往，承受着同胞难堪的眼 光，与汉奸头子李士群交际应酬。

　　一九四二年，中共特工系统另外派人与李士群联络，关露接令如释重负，向组织提出到 延安或去新四军。但想不到组织派给她的新任务更叫她难堪：进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汉奸文人的角色，为中共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在无条件服从党的需要的组织信条下，关露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并经上级领导指示赴日本本土参加 了“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消息见了报。在奉命当“汉奸”的这段时间，面对朋友的鄙视和世人的责骂，作为理想主义者新女性的关 露内心是很痛苦的。她一再想脱离此羞辱环境，调往他处去抬头做人，但多次向组织要求调 离上海，均被拒绝。关露只好忍辱负重，唯一的希望是抗战胜利后还她清白。

　　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关露的噩运也从此开始。

　　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 ，要她躲起来。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见上海来的青年当众骂她是汉奸，她为此大病一场，患上轻度精神分裂 症。随即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求她换一个署名，说如果共 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 。关露的朋友这样劝她：“你为甚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 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当场失声大哭。　

　　邓颖超干涉关露与王炳南恋爱

　　关露失去的不仅是荣誉，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关露曾有一次短暂婚姻，后来为了当间谍一个人单身十几年。她的最后一个恋人是中共建国后的外交高干王炳南。

　　关露认识王炳南的时候，王炳南已娶德国女子王安娜为妻，后来王炳南夫妻二人因性格不合而分手，关露走进了王炳南的感情世界。抗日战争结束，一直背着“汉奸”骂名的关露天真地以为，她可以重新回到左翼作家队伍里来，可以重新拿起她手中的笔写她的诗歌小说。王炳南也这么认为。所以，当他听说关露安全抵达新四军总部所在地，并被安排到文教处工作时，他竟然欣喜若狂如一个孩子。此后，二人一个在重庆，一个在苏北，信来信往。关露被压抑的情感世界，在王炳南的爱意滋润下慢慢复苏。一切尘埃落定，他们的爱情即将瓜熟蒂落。可万万不曾想到的是，就在王炳南准备飞赴苏北时，邓颖超从机场把他拽了回来，邓说，“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 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一个长夜的辗转反侧，王炳南做出了痛苦的抉择——为了革命，放弃爱情。那天晚上，王炳南坐在灯下给关露写就一封简短的“绝交”信。绝交信交到关露手上时，她的世界在片刻间坍塌。在打入“76号”之前，王炳南曾送关露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题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在遭受众人非议不解的日子，是他一直在默默地关心支持着她，曾经的恩情还历历在目，无情的绝交信已赫然在手。从此这位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

　　从她抵达解放区后，因为这段经历而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

       50年代初, 关露曾一度意气风发,回归了心爱的文学事业。1951年, 她的小说《苹果园》被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看中, 要她改编成电影, 并把她调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但好景不长, 1955年, 因“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 关露受到牵连, 被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 除了写交代材料就是枯坐。两年的折磨, 她的精神濒临崩溃，然而狱中大夫说她是装疯卖傻。

　　1957年2月, 公安部作出《对关露问题审查结果与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 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 起了汉奸的作用。但由于她与组织还未断联系, 也没有发现她有其他罪行, 所以也不能予以汉奸论处。因此, 对她的处理, 我们的意见是教育释放, 仍然返回原机关工作。”

　　关露出狱后, 并没有安排工作, 党籍也未能恢复。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 早年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时认识关露, 得知她出狱后在北京的处境, 即写信给公安部要求解决关露的党籍和工作问题, 罗瑞卿批示安排办理。不久, 电影局领导找关露谈话, 说你没写出什么东西, 身体也不大好, 组织上决定让你提前退休。那年, 关露刚50岁。

　　退休后, 关露在香山买了套房子, 担任了香山街道的党支部书记, 并开始了长篇传记文学《党的好女儿刘丽珊》的写作。刘丽珊也是地下党员, 在革命斗争中照顾过关露, 后来牺牲。1960年代初, 政治环境一度较宽松, 关露希望能继续为党工作, 就给中宣部写报告要求“归队”。中宣部批转文化部处理, 文化部将她安排到商务印书馆。

　　“文革”爆发, 关露在劫难逃。1967年7月, 由康生、江青直接领导的“中央专案三办”, 以“潘扬反革命集团案”为由, 逮捕关露。在秦城监狱, 关露蹲了8年, 吃尽苦头。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狱。她的健康彻底被摧毁了。

　　自杀告别苦难人生

　　1980年5月，关露因脑血栓病发，记忆力严重受损，手脚也不听使唤了。为了方便治病，她需要进城，最终还是惊动了当时已身居要职的王炳南，他已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也已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在他与另一位有影响的朋友联手敦促下，在北京朝内大街203号文化部大院里为关露腾出一间小房子。

　 1982年3月，关露长达几乎半世纪的冤案终获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 发出了一份题为“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作情报工作，“不存在汉奸问题”。

　　但此时这一迟来的恢复名誉对关露己毫无意义，她已走到人生尽头，满头白发，周身病 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陋室中，孤苦无依。对人生，她己毫无留恋。关露拖着病体完成了回忆录后，在她不到10平米的房间内，服下大量安眠药，悄然离世。她平静地躺在一张破旧的单人木板床上，枕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个旧塑料娃娃 。这是1982年的寒冬，关露七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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