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文革中真实到令人心碎的故事，一个16岁的儿子举报了妈妈在家的言行，造成妈妈被毒打，被捆绑着从家里抓走，在会场跪着被批斗示众，然后被拉上卡车，送到郊外枪毙。这是“大义灭亲”还是被洗脑后的灭绝人伦惨剧，时间终究给出了公正的答案。然而，近来连续不断出现的大学生举报教师言论的事件，让不少人又回忆起中国大地上曾经的腥风血雨。

　　被押赴刑场的母亲

　　1970年4月11日，安徽固镇县，四里八乡的人们争相会聚到县政府旁的空地上，赶着看一场不伦不类的万人宣判大会。人们拥挤着翘首望向主席台，上面正跪着一个五花大绑、短发、白净的40多岁女人。她脖子上挂着大木头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和红笔大叉。一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男军人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脑袋硬往下按——要她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喧嚣的人群中，16岁的张红兵也远远地望着台上那个等待宣判的女人，那正是她的母亲。当宣读宣判结果的时候，整个万人会场安静了下来，张红兵清晰地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方忠谋被拉上汽车，背后插着亡命旗，押赴刑场。

　　那个“弑母”的黑夜

　　据张红兵回忆，1970年2月13日晚饭后，张红兵一家人在一块辩论‘文化大革命’，母亲对正在刷碗的大儿子张红兵说：‘我活一天，还要劳动一天，不像你们天天高谈阔论，不做实际工作；天天在毛主席像前请示、问安，那是假的。我是相信、拥护共产党的。’张红兵反驳说：‘你反动！’母亲义正词严地说：‘我就是反动，我看刘、邓、陶、彭德怀他们是正确的！’张红兵说：‘你敢为刘、邓、陶翻案，我就用盆砸烂你的狗头！’母亲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正在内室看报的父亲张月升赶忙出来喝令：‘打现行反革命分子！’儿子随即就拿起扁担与父亲一起撕打方忠谋，这个时候张月升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你就是敌人，我们斗争你！你把你刚放的毒，全部写出来！’方忠谋说，“那还不好写吗？我敢说、敢想、敢干，就敢写。”在方忠谋写完一张纸以后，张月升立刻拿着妻子的这个所谓的“罪证”，走出家门，向军代表揭发方忠谋的“反革命行径”。儿子张红兵还不放心，他怕父亲还留恋夫妻之情，不是真的去举报，自己又匆匆写了一封检举信，并包上平日佩戴的红卫兵胸章，也走出家门，把信塞进了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里。

　　“大义灭亲”之后

　　接着，张红兵回到家里。他回忆说：“在母亲将我们孩子住的东屋门头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她和父亲住的西头卧室里墙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镜框里的一张《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等焚烧后，父亲和县公检法军管组负责人、军代表张排长等人进入卧室，对着我母亲的腿就踹了一脚，她一下就跪地了，然后就像捆粽子一样，用带来的绳子把她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捆人，现在都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的声音，我的心一阵紧缩。”

　　说起母亲的案件，仿佛就就象刚发生的一样，张红兵说：“我的头‘轰’的一声，似乎像爆炸、被掏空，整个身体也仿佛不是自己的。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从来没有过的极其奇特、极端痛苦、无法忍受的感觉。我的这种痛苦持续了一个月左右，是最糟糕、最令我无法承受、甚至想去死的感觉。”

　　由于父子二人的揭发，“重大反革命”方忠谋被当场缉获。在长长的揭发材料的结尾，张红兵和父亲都写上了“枪毙方忠谋”的字样。同日，张月升还写了离婚申请，和代表儿子脱离母子关系的申请，方忠谋毫不犹豫签上了“同意”。当年4月8日，固镇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做出《离婚书》准予离婚。

　　因为“大义灭亲”，张红兵被树立为革命典型，在母亲的批判大会上做演讲，他的所谓革命事迹还被创作成漫画在县展览馆展出。张家父子一时风光无两，然而小县城里很多百姓，却对他们出卖亲人的行为极为鄙视。

　　1970年4月11日，在万人宣判大会之后，方忠谋被枪决，她也是固镇县在文革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反革命”。

　　方忠谋死后，张、方两家也彻底断绝了往来。方忠谋娘家遭到了冲击，二妹忧愤而亡。而张家也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眷顾，“反革命家属“的政治帽子如影随形。张红兵兄弟二人，初中毕业后，没有获得进厂、升学或当兵的机会，被安排下乡插队劳动；张月升则又在后来的大小运动中，经历两次挨整和被免职，日子过得战战兢兢。

　　1976年，十年动荡岁月结束，之后的两年，极左思潮统的统治开始松动，对于文革的反思、批判，逐渐蔚然成风。然而就在全中国的老百姓欢欣鼓舞的时候，张红兵却彻底茫然了：自己曾经坚信的革命理想，对伟大领袖的崇拜，难道都错了吗？

　　1978年末，多年未见的方忠谋的弟弟方梅开突然找到张家。当时文革的平反工作，正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展开，方梅开决定给姐姐伸冤。不久，张红兵父子在报纸上读到了张志新的平反消息后，掩卷长叹，张红兵也终于明白，他对父亲说：“我们当年真的做错了”。

　　母亲，是张红兵生命当中已经消失了近十年的一个词汇。方忠谋死后，张月升把和方忠谋有关的照片、字迹全部统统都毁掉了。而把这个几乎被抹去的母亲，重新“找回来”的过程，强烈地冲击着张红兵。当年他写的是揭发材料，而这一次写的，则是申诉和平反的材料。而更重要的是，母亲为何在那个黑色的夜晚忽然情绪爆发？这一巨大谜团，也在张红兵的回顾中，呈现出惊人的答案。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在张红兵的印象中，母亲方忠谋一直都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医务工作者和一个虔诚的革命者——她曾为一个大出血的产妇献血；一个小男孩患上白喉、被浓痰堵住气管，方忠谋冒着传染的危险，用嘴吸痰，救了对方一命。

　　但为什么在1970年2月13日那个夜晚，她会突然歇斯底里、举止癫狂呢？在仔细翻阅了父亲、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检举材料时，那些尘封的琐碎细节所揭示的真相，令张红兵五雷轰顶、如梦方醒。

　　1949年，23岁的方忠谋，受地下党父亲方雪吾的影响，加入了解放军，作为护士参加了渡江战役，荣立二等功。但一年后，在家乡的土改运动中，父亲却被当做”地主分子”和“匪特分子”镇压，方忠谋也受到牵连，被当做“特务嫌疑、内控对象”。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忠诚，早日入党，她也曾向组织检举揭发过父亲，要求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不断改造思想，工作上更是积极拼命，做到了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的职位。

　　1966年文革伊始，是张家人政治生命最荣耀的一年——方忠谋的大女儿张芳被选为固镇县师生代表，参加了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然而从北京回来不到一周，张芳就因为串联时传染了流行脑炎而病发身亡。

　　女儿的死极大地打击了方忠谋，她四处找人倾诉丧女之痛。据弟弟方梅开回忆，方忠谋曾对他说：“为什么要搞文革，要让学生串联？如果学生们都在学校里好好地上学，张芳也不会得这个病死了。”

　　然而还没有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夫妻二人又先后遭受冲击。张月升首当其冲被打倒，作为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产阶级路线当权派”，他被戴上高帽游行、批斗。方忠谋作为“走资当权派的臭老婆”，也经常被拉去陪斗。13岁的张红兵则站在台下，看着父母挨斗。

　　不久之后，方忠谋也在劫难逃——受父亲方雪吾的牵连，她被县医院隔离审查。每天一早一晚，方忠谋都要站在医院门前的大路边低头请罪，其余的时间就是在扫厕所、给医疗器械消毒，双脚胀得连鞋都穿不下。隔离一年之后，组织上终于允许她回家吃饭睡觉，这次回来之后，方忠谋的言行日渐怪异。

　　张月升揭发材料中提到，方忠谋自1970年2月7日以来，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不正常，如：经常睡不着觉；几次提起已死的女儿张芳，哭哭啼啼；做家务时拿东忘西；她每天睡觉前有洗脸的习惯，有两晚洗了脸之后又洗一次；说话有些颠三倒四……

　　信仰的幻灭和残酷生活的双重打击，最终压垮了方忠谋。事发当晚，在讨论文革时，方忠谋和丈夫儿子争执起来，她激烈反常的言行，被惊骇不已的父子俩完全当作了“猖狂的反动行径”加以举报、揭发，他们不明白，当时的方忠谋精神上已经接近崩溃。然而，在文革当中，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疯子，就真的会被放过吗？

　　拒绝遗忘，无法放下的十字架

　　张红兵当年写下的一切，把母亲钉上了十字架，而如今，每一个曾经钉子一样砸在母亲身上的词句都反弹回来，让他锥心彻骨。张红兵痛哭着写了近一个月，61页。他把申诉材料初稿读给父亲听，父亲沉思了半饷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1980年代，张红兵考上了当地电大中文系。一天，在上古代文学课的时候，他读到了明代散文家宋濂写的《猿说》，如遭雷击。

　　“有一种猿猴，猎人把母猴捉到了，扒了皮，小猴子看到它母亲这样下场，抓、撞、反抗，最后这个小猴子也死了。文章最后说，猿猴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就在自己心里面痛骂自己：张红兵啊张红兵，你畜生不如啊，动物还有亲情，还有母子之情，你呢，你有吗？”

　　有一天，母亲突然又出现在他的梦里，他就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妈妈，你别走，儿子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啊。可是母亲不说话，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消失了。

　　2013年，张红兵在网上看到某些人高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再搞一次文革”等言论，再也无法沉默了。他写下了一篇名为《一个文革“逆子”的忏悔》的文章。在文中详细描述了1970年，那个残酷夜晚所发生的一切。他愿意作一个反面教员，把家里发生的这件惨绝人寰的惨剧，展现给世人来看。把这一块血淋淋的伤疤，揭开来给人看，让大家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人间悲剧？怎样才能避免这个悲剧重演。毛泽东创造的阶级斗争理论，以所谓党性阶级性抹杀践踏人性，鼓励亲朋好友之间相互揭发告密的文化，在文革中发展到了极致，之后又流毒于我们民族的血脉。至今，仍然时时作祟。

　　有的人会说因为它是时代造成的，并不是自己造成的。“从责任来说，社会的归社会，家庭的归家庭，个人的归个人。”然后，张红兵并没有打算放过自己，他会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一直到他走进坟墓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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