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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追击》20200203)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江夏编译报道:美国亚洲学会“美-中关系中心”《中参馆》(China File)网站发表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的文章说,在席卷中国的新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一个月后,中国政府的政治和行政反应细节仍然非常模糊。毫无疑问,社会焦虑广泛而强烈,其中大部分已转向公开怀疑政府的活动。

过去两年中国发生的政治危机,如从2018年习近平修宪到新疆和香港危机等,都引起大量的国际批评。但相比之下,当前疫情造成的形势对中共党国在国内的合法性,构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

其它事件中,中国国内的反应,往往由于审查制度加上公众冷漠,或出现真正的亲政府情绪而趋于微弱。但冠状病毒的流行显然过于冲撞公众的底线,导致了广泛的愤怒和失望,这是如今在严格审查的中国互联网表达世界中罕见的。

在这种原本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中共领导层的一线希望是,公众的愤怒起初似乎集中在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和医疗活动上。他们对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反应相对积极,而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当局却成了广泛嘲笑的对象。公众将对抗疫情的无能归咎于省、市地方政府。而外国媒体则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中央当局或整个中国的官僚体制。

对中国大众的反应,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

第一,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批评党国中央当局,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实在太危险。而批评地方当局的后果相对不那么严重。

第二,客观地说,地方当局应该为日益严峻的形势承担主要责任。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中央当局希望公众相信这点。但如果要指责地方当局优柔寡断,或人为地企图保持平静,那么也必须责备迫使他们这样干的中央对官员的考核、审查、晋升制度。规范地说,在目前形势下,不易分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责。

武汉市长周先旺(左二)暗示瞒报疫情责任在中央.jpg

 武汉市长周先旺(左二)陪李克强视察,他公开暗示瞒报疫情是为中央背黑锅

第三,正如许多研究发现,长期以来,中国公众对中央政府比对县级或省级政府,明显看高一筹。而世界各地的大多数政体,往往更信任那些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官员。他们更容易被注意和监察,更容易受本地社会压力影响,因而被认为更负责任。相比之下,中央当局遥远、模糊、不可信。

中国政治长期以来却与世界主流反其道而行之:地方官员被认为腐败无能,而北京的官员则被认为更专业、更有纪律。由此看来,在冠状病毒流行期间,公众将责任集中在地方当局身上,只不过是这一长期根深蒂固,非常强大的社会政治模式的最新表现。

这一模式还提供了成本相对较低的平息众怒的方法——即谴责并解职地方官员,让他们充当替罪羊。目前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处理,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这一模式。如上所述,中央接管反病毒措施的同时,公众强烈抨击地方政府渎职、滥权。而中央控制的互联网审查人员,在过去两到三周内听任公众公开批评地方当局。

中央政府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因为在严重危机时期有能力把责任转嫁给地方下属,中央政府便能从中获得极大利益——有助于防止社会对特定事件的挫折感,滚雪球般发展成对中共党国政权合法性更普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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