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林孟编译报道：美国《尾声》（Coda）网站刊登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项目助理钟瑞（Rui Zhong）的文章说，2015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9家企业在6个月内开发实验信用系统，以便“规范社会信用市场，积极影响实体经济”。

随后总部位于中国的全球科技巨头“腾讯”和“阿里巴巴”，旗下拥有5.88亿在线支付平台的“蚂蚁金服”及旗下“芝麻信用”，分别推出了各自的积分系统。在中国，社会信用是一个术语，通常用来描述私营部门和政府实施的类似奖励制度的黑名单。对微信和支付宝旗下的蚂蚁金服之类的私营公司来说，应用程序可以从用户的财务数据中收集、分析数据。 

在这些新的社会信用方案推出后，网上教程和文章出现，保证用户通过最少的努力提高他们的评分。这些文章倾向于根据人品和个人责任来反映社会信用，标题往往是“得分超过750分的人有什么特点”或“腾讯推出了微信社交平台，但用户更喜欢支付宝”之类。

这些分析将消费科技的甜言蜜语，应用到使中国企业囤积空前数量的数据的系统中，而这些数据以前是无法接近的。当政府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推出这种系统时，这些好听的话语有助于使其存在正常化。对中国用户来说，问题不在于这些分数令人恐怖还是具有攻击性，而是如何利用它们脱颖而出。

借助听起来很友善的口语化指南和文章，任何人只需几个简单步骤，就可以使自己的芝麻信用评级最大化，最高可获得950分。在“知乎”问答网站上，有一篇教程的标题是“打开微信支付，立刻知道谁的信用评分更高”。其他文章推测哪些性格类型更有可能获得不同的排名分数。最低的评分等级范围在350分至550分之间，获得这类评分的人被归类为“破产或即将破产”的“老输家”。

到目前为止，社会信用评估的主要形象，还不是涵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单一国有化工具。现在它看起来只是一种方便的服务，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一种优惠券，是消费者的工具，而不是专制独裁者的武器。社会信用系统目前是私有的和分散的，但随着数据共享的增加，当局正向集中化推动，“抖音”和当局的合作就是一个好例子。

社会信用系统的两亿个摄像头监控着14亿人民

利用社会信系统加强监控的基础在不断发展。北京计划中拥有约2亿个闭路电视摄像头，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技术的全国社会信用系统，可望在明年推出。现在很多中国人都知道，拒不偿还债务的人，照片可能会在广告牌或“抖音”广告上现身，被冠以“老赖”名号的逃债人因而声名狼藉。

在中国这样收紧公民社会表达空间，加强打击政治和社会异见人士的统治体系内，通过社会信用评分手段惩罚“不良行为”的做法越来越令人担忧。在北京不断扩大的“黑名单”中，那些有商业和政治违法行径的人发现，自己的隐私已全无保障。

其他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正在进一步融合公私数据，如阿里巴巴的“智慧城市”项目，就依赖市政监控摄像头获得的数据。西方的大多数报道，重点都在于把大数据系统描绘成肆意滥用的奥威尔式制度。最终，比隐私问题更加严重的是，它使北京中央当局能够监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社会信用系统最黑暗的一面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