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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好奇，在两会上投了主席的反对票，会是什么结果？这种事情还真发生过。他就是投了毛泽东一张反对票的张东荪（sun)先生。 张东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之一，报业先驱，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地任教，曾领导中国民盟，还曾是袁世凯和蒋介石的座上宾，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中间路线和文人风骨，对歌功颂德极为反感，曾经在报纸上大骂袁世凯破坏共和，还为了反对蒋介石自行组建反对党，要求还政于民。1949年傅作义准备放弃，但在投诚的条件上谈不拢。作为中间调停人，张东荪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日后毛泽东评价此事时说：“张先生第一功。”在中共政协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时， 576名代表只有1人投了反对票，事后传为张东荪所投。1951年，张东荪卷入所谓的“美国特务案”，毛泽东说“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建议对张东荪劳动改造。1968年文革高潮中，已经82岁高龄的张东荪被旧账重提，逮捕抄家，1973年死于秦城监狱。张东荪的三个儿子都是海归知识分子，二儿子、三儿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大儿子被捕后精神几乎分裂。两名成年的孙子也被判重刑。令人不由感叹，真是一张反对票，全家鬼门关。

《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著名作家戴晴花费八年时间为张东荪写了一部传记，《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书中透露，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最后一天。各界、各党派精英人士的576名代表，在这天的北平选举新政府主席。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但是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只有一票没有投给毛泽东。投票结果公布后，众人认为毛泽东谦虚，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泽东是投了自己赞成票的。对此，毛泽东说：“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

　　但会后，这件事还是被追查了，民盟秘书长张东荪被查出在576名代表中唯一投下反对票，成为当时世人匪夷所思的“另类”。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张东荪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辉煌顶点，跌入“美国间谍”、“卖国贼”的贱民行列。短短两年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戴晴在这本传记中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底：张东荪破坏了毛泽东获得“全票”的梦想，伤害了他脆弱的自尊心。屠夫和暴君其实是这个世界是最敏感的人，容不下一丁点的不同意见；他们又是睚眦必报的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仇恨与猜疑之中。对于毛泽东来说，民主无量，独裁有胆，要收拾不服从的张东荪实在是太容易了，他等不及六年后的反右运动了，为了张东荪一个人也要制造出一起惊天大案来，正如戴晴所说：“在一个继承了《资治通鉴》、《三国》和《水浒》全部政治智慧，在一个以‘大同’、‘共产’、‘民族复兴’为招晃而诱骗理想者，在一个依靠强夺农民、工人、商人和职员的膏血而张起来的‘如来佛手掌’里，无人得以逃遁。”

从爱国者到叛国者的一场悲剧

　　张东荪早年留学日本，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读学业。辛亥革命时回国后曾担任孙中山秘书；后又赴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35年秋，亲日派在华北发动“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整个华北笼罩在战争氛围中。清华、燕京等大学的学生纷纷上街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燕京学生的爱国激情感染了张东荪，他开始投身救亡运动，与中共地下党有了联系。爱国“七君子”被捕的第二天，张东荪与北平文化界一百余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敢请即日完全释放，勿再拘押，共赴国难为幸。”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同时关注和研究乱世时局的进程，频繁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进步学生离开北平到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但张东荪自己并没有撤离北平。张东荪留在日本占领的北平，一直在燕京大学任教授。

　　1938年4月，国民党政府设立国民参政会，张东荪任参政员。同年7月，张东荪出席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国民党成员鼓动他建议国民党与日本和谈，说：“现在能和下来，总比打不下去的时候再和好得多。”在同周恩来见面后，张东荪当即表示，部分国民党人和日本和谈的想法是错误的，并说返回北平后，他将与中共继续合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被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关进牢房。

　　张东荪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请他做“教育部长”“北京市长”。然而，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本人的阴谋，被关押折磨6个月又10天后，他被指控从事反日活动判处18个月监禁，缓刑三年。关押两个月后，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4次而未遂。在写下“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行动被日本宪兵监听。

　　对他在狱中的表现，《当代中国哲学)一书评价说：“抗战以后，他留在北平燕京大学教书，曾受过敌人的引诱与苦刑，而不变其节操，中国文化界肃然起敬。”

解放北平，毛泽东竖起大拇指：“是张先生的功劳”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新一轮决战前夜，张东荪加入号称“第三大党”的中国民主同盟并出任常委。1946年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此后一直宣传“走不同于欧美、苏联的路子”的理论，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一时间声势颇大的“中间路线“政治风潮一举成名，成为风云人物。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战场节节胜利，傅作义与高级顾问刘厚同密商，表示愿意与中共谈判，但为调和双方意见，有利和平协议的签订执行，需要有个民主党派的代表作为第三方参加谈判，民盟当即表示请民盟中央在北平的负责人张东荪参加谈判。不久，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约见了张东荪，邀请他代表民盟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1949年元旦，毛泽东致电林彪，要他通过北平地下党向傅作义表明我方和平解放北平的诚意，并希望“张东荪先生一道出城谈判”。张东荪得令，当即表示甘效犬马之劳。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颇为自豪地认为，能使北平免遭战火，是他生平所最得意的事。

　　张东荪这样一个在日寇面前不降，在国民党面前不屈，在新政权中获得礼遇和优待的人，怎么会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叛国了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东荪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盟中央常委，然而，过去很会写文章的他却“沉默”了。对于新中国，张东荪曾满怀希望，但对“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他是有不同看法的。张东荪认为当时中共制定和奉行的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又感到要说服中共改变这一大政方针是不可能的；他也从来不公开批评美国，甚至劝说别人：“燕京大学骂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很快就会知道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张东荪曾打算去见毛泽东，在外交上有所进言。想为中美之间做一个“和事老”。当旁人赶去劝说他时，他说：“我现在还不准备去见毛主席，等打一个时期打不下去的时候，我才去说。”

　　1951年春，报上透露了在张东荪第三个儿子家中搜出美国遗留电台的消息，张东荪否认与此事有任何关系，一再强调：“共产党是知道我的。

　　但据后来披露的消息称，张东荪意外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后被当做美国间谍的王志奇。在中国即将面临卷入朝鲜战争的严峻局势下，王志奇从天津进京告诉张东荪，说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正在制订具体作战计划。张东荪闻听大惊，一面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开来，一面又为中国的外交路线充满了焦虑与不安。他情急之下，要王志奇电报美国国务院：“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看中国政府未来的变化。”。

　　不懂社会世事、重于学术研究的张东荪，在对待此事的问题上，真可谓“皇上不急太监急"，为了向王志奇显示自己在中国政界呼风唤雨的分量与能量，情切之下，张东荪贸然将当时尚属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和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用笔勾出交给王志奇，令其转美国国务院参考。张东孙后来意识到王志奇的身份后，断绝了与王志奇的联系。但王志奇不久便被中国公安逮捕，交代了与张东荪的联络经过。

　　张东荪的错误性质因此也由“一亲四反”(即亲美和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封建买办、投机政客“上升为“叛国”和“美国特务”，并从“思想改造的对象”转变为有“叛国罪行”的大汉奸了。

　1951年，毛泽东认定“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建议对张东荪“劳动改造”。张被迫检讨自污。

      1953年3月，周恩来在招待民革三中全会代表时说：“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张东荪在解放前与美、日、蒋、共四方面都有联系，有人说他是“押四宝’，过去的事情以1949年为限，1949年以前的就不追究了，以后仍在搞这些活动就不可饶恕了；如果对敌人宽大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张东荪事件应引起严重注意。”

　　张东荪后来是如何检讨的，外人不得而知。据说事发后的张东荪仍认为自己是好心办坏事，或根本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自己是出于让中国避免遭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才犯下大忌，进行所谓个人外交的。因而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加在自己头上的“叛国"“卖国”和“美国特务“等罪名，只是自请处分于无意中泄露了国家机密之事。但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时候已由不得他了。随后，民盟中央组成的审查小组，指控张东荪“出卖我抗美援朝的重大政治军事机密”、“掩护美帝特务活动”等罪行，同时包括历史上“解放后还企图帮助战犯等”，开除其盟籍，到这个地步，张东荪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正式告终了。　　张东荪堪称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遭到整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盟友们纷纷落井下石，也证明反右时候知识分子之间的“自我撕咬”绝对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毛泽东为何偏偏选中张东荪作为标靶呢？不仅仅是因为张东荪的不合作态度，也不仅仅是因为张东荪主张同时与苏联和美国保持外交关系、不可“一边倒”。当时此此种态度或此种主张的人并非张东荪一个人，但唯独张东荪这个投反对票的人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当时对张东荪的问题，一开始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来处理的。案发之后张东荪仍一直住在燕园的教授住宅，没有逮捕，工资照领；直至1958年调到北京市文史馆，在干了数年勤杂工后，张东荪的“寓公“生活被动乱打破；1968年文革高潮中，已经82岁高龄的张东荪被旧账重提，逮捕抄家，从1968年到1973年的5年间 他是在狱中度过的。据说在他临终前，得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访问了中国，中美两国发表了《上海公报》，张东荪闻之激动不已，老泪纵横更，他说“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但是，这个迟到的消息并没有丝毫减轻他家的巨大苦难，张东荪87岁死于秦城监狱。他的软肋，子女孙辈也受到了牵连遭灭顶之灾。

　　张东荪的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与他一同被捕，后在狱中精神错乱，被关押了近7年，1975年释放。

　　张东荪的次子，张宗燧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当时知名度很高，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从事物理研究工作。于1969年在中关村宿舍自杀。

　　张东荪的三子，张宗颖于1966年与妻吕乃朴一同自杀。

　　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张宗炳之子）、张佑慈（张宗颖之子）均被判重刑，关押劳改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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