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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西门上面，有一块区域自从十四世纪起空了五百年。1998年，教堂在这里置放了十位二十世纪基督教殉道者的塑像，其中最左面的便是身穿苗族传统服装的王志明牧师，其他九位包括被德国纳粹迫害致死的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以及美国黑人民权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等。王志明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

　　由左到右分别是：

　　圣国柏（St. Maximilian Kolbe; 1894～1941）：波兰籍天主教方济会神父，1941年被囚禁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时，因为代替一名父亲受死而遭害。

　　梅思默拉（Manche Masemola；1913～1928）：南非原住民少女，1928年因为信基督教被自己父母杀死。

　　鲁温（Janani Luwum；1922～1977）：乌干达圣公宗教省大主教，于1977年遭伊迪·阿敏杀害。

　　圣伊丽莎白（St. Elizabeth of Russia；1864～1918）：俄国皇族成员之一，平日献身于扶弱济贫的慈惠事工，1918年遭俄共处决。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美国黑人民权领袖及牧师，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4月4日遇刺身亡。

　　若梅若（óscar Romero；1917～1980）：天主教圣萨尔瓦多总主教，支持革命运动，1980年在主持弥撒时遇刺身亡。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挺身抵抗纳粹政权的德国信义宗神学家及牧师，以叛国罪，在福洛森堡集中营（Flossenbürgconcentration camp）1945年4月9日接受绞刑身亡。

　　以斯帖·约翰（Esther John；1929～1960）：巴基斯坦籍女信徒，逃离父母安排的婚姻，跟着白人宣教士传福音，1960年在寝室中遭人谋害。

　　塔皮迪（Lucian Tapiede；1921～1942）：巴布亚新几内亚原住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占领期间，陪同白人宣教士躲避日军，1942年被另一名土著杀害，凶手后来也成为基督徒。

　　王志明（Wang Zhiming；1907～1973）：中国云南苗族牧师，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逼迫，1973年在文革批斗大会中被杀害。

    王志明牧师。这是那里唯一纪念的中国人——中国云南苗族牧师，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1973年在批斗大会中被杀害。

与世界相通的石门坎文化

　  100年前，英国传教士伯格里来到云南苗族中间，那时的苗族生活极其贫困，环境肮脏没有卫生习惯。苗族人没有自己的文字，然而，伯格里在那里创造了苗文，并把信仰、教育和医疗带给了苗族。使苗族的生活彻底改变。

　　从1904年英国传教士伯格理来到石门坎地区向花苗族传教以来，基督教信仰已经深植于当地民心。1944年，王志明出任洒普山苗族总堂会长。到1949年，仅他所管辖的武定县内，就有5500多苗、彝、傈僳族人入教。虽然在1949年后，共产党多次对这一地区进行清洗迫害，基督教传统依然无法被拔除。信仰坚定的人夜里偷偷到山洞里去祈祷礼拜，当地人都知道，但没有人去告发。

　　石门坎和王志明出任会长的洒普山原本是极为偏僻贫瘠的山区。花苗族人世代没有自己的土地，是该地区最贫困、最没有社会地位、备受压制遭人嫌弃的族群。一个苗寨里有几十上百户人家，几百的人口，可是能从一数到一百的只有不到一两个人。一般人连从1到10都数不清。但基督教和现代文明的传入，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人心和风貌。英国传教士伯格理以拉丁文和花苗传统服装上花饰为基础创制了苗文，使当地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母语文字，得以学习福音和普及文化。几个世纪与世隔绝的石门坎逐渐和外面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苗文圣经是在日本大阪印刷的。来自全世界的信件，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可以被送达。

　　除了提倡人畜分居、改变过早生育的习俗，修建医院、孤儿院、麻风病院以及足球场、游泳池等公共设施之外，此地最突出的成就是大力兴办教育。1928年，在教会的资助下，当地第一个博士拿到了学位。1946年国民政府所做的人口普查显示，苗族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当地教会培养资助大批了大学生、研究生，专科生。这些人学成后全部回到家乡建设苗族。

　　从各种资料的描述和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这是一个蒸蒸日上、充满朝气和希望的社区。曾经常因为赤贫潦倒、因为缺医少药陷入悲苦境地的教民现在为自己能蒙受主恩，能相助上进而喜悦。如果再给他们七十年的时间，让苗族按照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继续发展建设，这里本应是一片文明繁荣之地。

　　但随着中共夺取政权，苗族人美好的愿望戛然而止，迅速演变成噩梦。一九五八年开始，很多西方社会学学者都写下了相似的句子：从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国基督徒的消息……”

“精神圣地”被红色政权吞噬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为稳定政权掀起所谓阶级斗争。高层统治者以此为借口在内部进行的派系清洗殃及全国各个阶层。疯狂的迫害运动在民族地区变得尤为荒唐，政府竟然说“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个阶级问题”。一九六四年，全国公安会议提出：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帝国主义派到中国的两支反革命别动队。保有自身信仰、接受西方文明的族群被确定为红色政权的敌人。针对当地宗教领袖和精英阶层的迫害更为残酷。

　　一个受访长老说：“抓牧师，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再相信他们，但我们信的不是他们，而是主。”主让人们要相爱要为善，而不是像红色政权那样在人与人之间宣扬所谓阶级仇恨，互相揭发互相残害，更不是用各种政治言辞、胡乱臆造的罪名迫害打压凌辱无辜的人。善恶的对比实在是太明显了。连最普通的教民都看得出来：‘你们说我们信上帝不好，但我们总不随便打人呀！’”

　　在有信仰的人眼中，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极为丑陋、邪恶，简直就是魔鬼附体，怎么可能去信服。看到直接的暴力打压没有取得效果，政府就派人给村民送毛的语录和可以听“北京声音”的收音机。让这些愚蠢的干部始料不及的是，相信神恩、接受过文明熏陶的村民外表朴实和善，内心却非常清澈明晰，完全不像这些干部那样容易被哄骗洗脑。村民直接把宣传品退回政府，甚至干脆扔了。

　　据当时被派到这些地区的干部回忆：在上面下来的大干部面前，当地普通农民也没有像其他地方的百姓一样唯唯诺诺，显现出巴结奉承，而是一副凛然自尊的样子。让他颇感意外。政府召开座谈会，号召社员忆苦思甜，这样的活动无非是想通过今夕对比，让村民为现今的政权唱赞歌。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山民忆的苦都是这个政权带来的。对他们来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食堂和持续三年的大饥荒。这是无法被忘记的深重灾难。山区虽然自然资源有限，但经过之前几十年的良性发展，当地村民能够凭借自己的勤恳劳动满足日常生活。社区虽不算富足，但邻里互相帮衬、平静和睦、井然有序。中共政权不仅强行把原本正常的社会秩序打烂，粗暴地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结构，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耗尽几代人的精力，更以各种名义进行剥削、压榨和掠夺。

　　经过中共几十年的统治，这片原曾经充满活力、曾被誉为“西南的耶路撒冷”“精神圣地”的山区，在各个方面都直线衰落、一片凋敝。村民不仅极度贫困，而且多年的愚民政策，所谓教育政策只停留在政治宣传中，本地的孩子根本无法接受教育，更谈不上文明熏陶。整个社区逐渐陷入荒蛮破败，再次与世隔绝。据1989年的调查，当地十个人共一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

西敏寺唯一纪念的中国人

      王志明1907年出生在云南武定县，王志明在当地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毕业后成为教会学校教员，从教19年。1944年王志明被选为洒普山苗族总堂会长，并主持滇北六族总堂联会，教会在王志明的牧养下，福音传播迅速，据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前夕，仅武定县内，就有5500多苗、彝、傈僳族群众信了耶稣。此外，王志明还翻译编纂了苗文的《颂主圣歌》，在苗族中广为流传，1948年王志明被按立为洒普山总堂牧师，成为当地教会领袖。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国，王志明继续负责当地教会，他出生在这块土地上。虽然快解放的前夕，曾有机会离开这块地方。他不假思索的拒绝了朋友的好意，他不属于别的地方，不属于异国他乡。王志明和其他苗族教会领袖配合新政府的要求签署了"三自宣言"。不过他拒绝参与羞辱地主的批斗大会，他说，“我的手曾为众多信徒施洗，不可用来沾染罪恶。”不久后政府查封了洒普山教堂，解除了王志明的一切职位，勒令王志明回家种地。

　　由于王志明在苗族中拥有极高威望，政府出于民族政策的需要，1956年，他被委任为云南少数民族代表团副团长，上北京参加“国庆”典礼，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回来后，王志明就被调到武定县文化馆，成为第一届州政协委员。

      时代面前，基督教界也在不断的分化，一部分信徒在迎合着国家的需要，提出了“爱国爱教”的主张，发起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在反帝、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下，一统宗派林立的基督教会。另外一部分信徒，始终不愿意加入“三自”，转而成为了偷偷家庭聚会的形式发展下来。

　　这样的平静生活是短暂的，浩浩荡荡的反右运动中，就算毛主席接见过的王志明也不能明哲保身。信仰上的自由被带着紧箍咒，接着言论自由也遭到了围剿，信仰者丧失了信仰、资本家放弃了财产、知识分子的言论成了闷罐……党外整理完毕就开始了“小四清”和“大四清”，默默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的王志明，被彻底清除出阶级队伍，被解除了一切职务，重新回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

　　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年——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人……

　   更大的暴风雨还在后面，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之间冒出来的革命群众像喝了兴奋剂一样革命热情异常高涨。阶级敌人的家门形同虚设，抄家打人，越是有影响的人受到的冲击越大，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调为“内奸一号公敌”关进了牛棚，致死也没有放出来，文化界的老舍投水自杀，傅雷自杀，死的死，残的残，一时间整个中国陷入红色疯狂，历史的文明进程又反转了。

不愿浑噩偷生从容慷然赴死

　  王志明牧师被游街，被斗争，被揪去在万人大会上批判，他和家人、教友被绳子拴成一串串游乡，高高的反手吊着，甚至一连几天拉到各乡镇进行批斗，但就是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王志明牧师的儿子王子胜回忆说：“可不管遭多大的罪，父亲他都坚持祷告。”各村的基督徒也经常在半夜三更到他家来，大家一同祷告。同时，他反对信徒参加忠于毛泽东，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三忠于活动“。

　　1969年5月10日，王志明因反对信徒参加“三忠于“活动被正式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当地二十名基督教领袖，此后四年多的时间，王志明一直被管押在武定县看守所。

　　据王牧师的儿子王子胜回忆，最后一次到看守所见到父亲时，王志明牧师讲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我已经改造不好了，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所以你们不要学像我，要听‘上面’的安排。”

　　他的亲人都知道，他所说的上面是指上帝。

　　王牧师的第二句话是：“你们要积极劳动，让自己有饭吃有衣穿。”

　　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在各方面都要讲究卫生，使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疾病。“他说的要讲究卫生，就是指要过圣洁的生活。

　　1973年12月29日，六十六岁的王志明在云南武定县城第一中学广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两万多人参加了宣判大会。

　　王牧师的罪名有五条：第一，帝国主义走狗，死不悔改的间谍，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 第二，现行反革命; 第三，一贯抵制国家宗教政策; 第四，地主; 第五，红军长征经过禄丰县境时，曾率领一大批地主狗腿子，阻拦红军过路。还亲手打死了7个红军战士，这纯属莫须有的罪名，王所在的武定县与发生地有几百里之遥。

　　当时集体控告王志明牧师所谓罪行的人，其中有一位是洒普山教会原来的教牧人员，曾就读重庆神学院。他代表贫下中农发言，要求处决王志明。

　　为了防止王志明呼喊口号，在公审大会和枪决前，他的舌头已经被绞碎，不能发出声音。

　   据在现场的人说，66岁的王志明牧师被带到刑场时，面色红光，极其的喜乐;他面带微笑，面对众人。他在中午十二点遇难，下午一点钟，他的遗体被搬到马车上，运回下长冲村。沿途不断有苗民拦住马车，向王牧师最后道别。

     从照片上看，王志明像一个端庄文弱的书生。在后来修复的墓碑上说，他“为人安静”。对这样一个手无寸铁，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人，何以如此畏惧他说话？何以用如此残忍手段凌辱、迫害？据说王志明最初被抓，没有判处他死刑，而是一再要求他悔改，王志明都拒绝了。他决心赴死。

　　1980年12月1日，中国政府为王志明牧师公开“平反”并修建坟墓，同时补发1300元人民币给王志明的家人作为安抚，1981年，他的墓前竖起了纪念碑，王志明牧师成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并可以公开纪念的极少数基督徒。

　　王牧师的墓地就在他服侍的教会下长冲村，墓碑上写着他的生平，最后一句话摘自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三节：“他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

　　1998年是王志明牧师的百年诞辰，苗族教会为他举行了苗族教会史上最隆重的追悼会，仅诗班人数就达二千余人，估计这在整个中国教会的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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