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1号，北京，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历史学家化妆成黑人闯入外国驻华使馆，申请政治避难，请求帮助离开中国，但是外国使馆把他交给了中国政府，他就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沈元。1970年4月18日，沈元因反革命罪在北京被枪决。当年3月到4月，和他一样先后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　　

　　生于书香之家，优异分数考进北大

　　1938年，沈元出生于上海一家书香门第，父亲沈昌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镇江县县长，后在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功勋卓著，因“涉历巨险，忧劳至疾”而病逝。母亲何天予，早年毕业于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一位汉语言学家。姑母是协和医院医学博士，姑父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医学系主任、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2009年5月，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世人这才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表兄弟。 沈元小时候很孤独，不到一岁，父亲便随政府撤离到了西南，不久母亲也带了哥哥姐姐去了重庆。他太小，就留下来跟着奶奶。到抗战胜利，家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故，父亲在后方因公殉职，母亲带着兄姐归来，那时，沈元已经7岁了。

　    时光到了1955年，沈元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元9月入校后志趣高远，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曾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上述三人是当时史学界三大权威人物。在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谁出头就会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招来异样目光。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

　　五十年代，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要的意见是三种：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以及以翦伯赞为代表秦汉封建论，另外还有一派魏晋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他把三种主要意见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故此论颇为时髦。

　　因学生们大多是翦门弟子，受其影响都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战国封建论道理也不充分。按历史分期的主流意见，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在两千年以上。因而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这是史学之谜，这个难题激励了研究，史学界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而还是学生的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他称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也对秦汉史兴味甚浓。大学二年级时，写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论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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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变右派：私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其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每日早出晚归，除了上课就是到图书馆自修，他说：我走进图书馆，就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大动荡。这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大”，这个“二十大”比中共的“二十大”早了差不多６６年。赫鲁晓夫在“二十大”闭幕后，召集全体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国际上对斯大林问题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

　　同年，沈元从美国《工人日报》读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长篇“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原先在他心目中老大哥的光辉形象瞬间被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暴虐无情、杀人如麻的恶魔。赫鲁晓夫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境内是绝对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在震惊之余，他摘译了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而这些是北大的同学们在《联共（布）党史教程》里看不到的。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当时，沈元就“秘密报告”发表了许多问题和看法，他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联的国史和党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这是我们立志成为历史学家的年轻人，在心中长久振荡的天问。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性质，赫鲁晓夫只是归之于“个人崇拜”。沈元认为，不仅仅是个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问题，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制度。

　　这一年，沈元才18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这一年，中共提出了百家争鸣，百家齐放“双百”方针。这一年，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接着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据称就是沈元与423号宿舍的同学所写。

　   1957年反右开始后，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19岁。

　　社科院收留：连发雄文轰动史学界

　　1957到1960年，沈元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因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据他同学雷光汉著文回忆，雷同被打成右派后，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很苦很累。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人很漂亮，曾到斋堂看过沈元，但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

　　沈元大受刺激，痛不欲生。他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为此雷光汉在北海桥上劝了沈元两小时。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一九六二年，有人向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推荐沈元，附上他写的九篇文章。黎澍正欲物色一位助手，多年求之不得。他看了沈元写的九篇文章，大喜过望，予以破格录用。沈元是没有单位的社会青年，虽然摘了帽子，还是叫做“摘帽右派”。如果没有黎澍的胆识，他不可能进入学术殿堂。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2008年回忆，她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她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沈元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她回忆，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者黎澍的门下，他差一个助手。

　　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术部门，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大门。1962年四五月间，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

　　24岁的沈元一到社科院，便展露才华。沈元在1962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了《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研究，汉代人怎样看汉代社会？史学界为之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新思路，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论调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

　　接着，沈元在1963年第1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中共建政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史学界又一次为之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

　　像反右运动时一样，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有一个准确说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调查。

　　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对沈元的反映，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接纳沈元的历史学家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极大震撼。

　　调查的结果最后认为：社科院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其人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

　　其时，沈元再度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准备再次加以全文转载。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此后的几年，想必被剥夺出版自由的沈元有多苦闷。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研究所的造反派还从肉体上折磨沈元。

　　专注学术治学的沈元，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年仅28岁，就被列入要打倒的"历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除他之外九人，都是历史界大师级的人物。他和家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过他的研究所，将他扫地出门。他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哪里还敢收留他？ 沈元被抓去大会斗、小会批，还带高帽游街。

　　绝处未逢生，悲惨无助的命运

　　1968年9月，惨遭各种侮辱，丧失了全部人格尊严的沈元实在忍受不了批斗和躲藏, 走投无路之时，竟然破釜沉舟，用鞋油涂黑面孔，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当时马里是和中共极为友好的国家，大使哪里敢收留他？于是立刻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据沈元的北大同学郭罗基说，沈元当年进入的是苏联驻华使馆。沈元的档案至今还是保密的，究竟去的是哪个大使馆仍然是谜，有人说是马里，有人说是苏联，他是被中国门卫识破的还是被大使馆的外国人送归中国政府的，也有不同的说法。结局都是没有被收留，30岁的沈元，即刻便从历史学者沦为了阶下囚。

　   1970年，为了给中央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树立“样板”，北京市当局从1月底至4月中旬共开了三次全市性有数万至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判刑和处决所谓“反革命”罪犯。

　　2月11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通知》，开列了以顾文选为代表的55名罪犯，交群众讨论。沈元名列其中的第19位。

　　3月5日北京当局召开全市公判大会，对这份《通知》所附等55人予以判决。 其中顾文选等18人加上前份《通知》名单上因故留下的遇罗克等共19人被处决。名单上的其他人，如闻佳、张朗朗、周七月等也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然而，只有沈元一人是没杀也没判。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3月5日那批当局预定的被处决人数已满，而且超出。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或北京市革委高层，对沈元是判“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存在某种分歧，所以暂被“刀下留人”。

　　但是沈元这次脱逃处决的侥幸并没维持多久，其校友也是“北大才子”的顾文选与遇罗克等被处决后仅过了19天，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又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此类通知。沈元在《通知》中又“榜上有名”。他已是在劫难逃。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通知》上，关于沈元的“罪行简介”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其母系右派分子。

　　沈犯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积极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份文本上，在沈元的简介文字之后，批注有“死。张死缓”字样，表明曾有位张姓人士，认为对沈元可以“刀下留人”，处以“死缓”判决。可惜的是，这个意见最终未被采纳。最终，沈元于4月18日惨遭处决。

　　关于他临终前的行刑，北京还流传这一种版本，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可怜无助的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那一年，沈元32岁，想逃离那个变态时代的他最终因此而丧命。一个年青的杰出学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虐杀被毁灭了。

　  执行枪决两年后，他的家人才收到"枪决通知"，因为执行枪决的人，要来他家中索取5分钱的子弹费！ 文革结束，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岁老母不断进京上访，要求查清沈元的问题。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通知：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儿子被杀十年后，八十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沈元终于被正式宣告无罪了。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刹那，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一个母亲的悲愤？

　　沈元的一包文稿，在动乱中被研究所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他的遗物就只有一部读过的《汉书》，满篇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用以补充前人的注解。因无人识宝，这部书才得以幸存。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才使《〈汉书补注〉批注》最终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以告慰沈元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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