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第一个自杀的教授！他曾是中共力捧的红人，却与陈寅恪决裂，被逐出师门

作为中国最顶尖学府，北京大学培养了诸多国之栋梁和时代精英。然而，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北京大学，在其辉煌的历史篇章上，也曾留下羞耻的一页。

在文革的十年间，北京大学共有63人“非正常死亡”，成为北大文革的“冤魂”。北京大学校友、东亚研究学者王友琴在《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一文中，这样写道：

“所有的非自然死亡都是不幸，但是这六十三人的死亡特别悲惨……有五名受难者是作为‘阶级敌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除此之外，六十三名受难者中大多数是自杀的，看起来是他们自己结束了生命，其实他们在死亡前受到了各种残酷的殴打和虐待，那才是他们真正的死因。”

而在北大历史上第一个自杀的教授，就是这六十三名受难者之一。他就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也曾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学术大师陈寅恪的得意门生，他的名字叫汪篯。1966年6月10日，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汪篯，在家中服毒自杀而亡。

作为史学界无人不知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评价学生汪篯“思路周详，文理缜密”，“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能得到史学大家如此之高的评价，汪篯的才学可见一斑。那么，这位未来可期的栋梁之才却为何走上自绝之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段悲凄的、不能被忘却的“时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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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陈寅恪：受其影响，得其真传

1916年汪篯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34年秋，他考进北平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当年清华大学300多名新生中，汪篯的成绩总分排名第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文科生的他的数学竟得了满分。

5年之后的1939年，汪篯考入位于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师从大师陈寅恪。1940年，陈寅恪赴英国讲学后，汪篯受史学家郑天挺的指导，完成了硕士论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

彼时的同窗周法高评价汪篯“很聪明，但读书缺乏恒心和耐心，不适合沉重的研究工作”。他认为汪篯是属于智慧型的，因为他聪明、博学、口才也好，因此在北方大学里作教授会很叫座。汪篯的老师郑天挺对他也有相同的看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汪篯后来甚少有著作发表的原因。

返回南京后，汪篯没有留在史语所工作，也未能进入北大，而是远赴吉林长白师范学校教书。他对北方严寒极不适应，于是不断写信给郑天挺诉苦，希望导师能“拉学生一把”，帮助自己重返北大。正在郑天挺为此绞尽脑汁时，得知陈寅恪回到北京的汪篯，只身来到昔日的老师家中，提出了要做其助手的请求。

出于同情和爱惜，陈寅恪留下了汪篯，让他与另一位学生王永兴一起协助其著书立作。在郑天挺和陈寅恪的努力和协调下，北京大学决定聘用汪篯为副教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寅恪的助手。

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汪篯吃住都在陈寅恪家，像家人一般朝夕相伴。这段时间汪篯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和校改书稿，还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也得到了恩师陈寅恪治史方法的真传。

1948年5月17日，陈寅恪在给郑天挺的信中这样写道：“汪君自借住弟处以来，于今行将一载，弟深知其深宵攻读，终日孜孜，而察其史料之熟，创见之多，亦可推见其数年来未尝稍懈，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

对于恩师对自己的影响，汪篯也曾说：“我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受他影响很大，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辩证而不唯物的，我也这样，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是从具体材料出发，而且不轻易写文，我也这样。”

尽管汪篯没有发表太多的研究论文，但事实上他在中国史学界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是备受同行瞩目和尊重的。传记作家陆健东对于他的学术评价是“汪篯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大部分都有独创性”。

1948年底，在中共即将进入北平的前夕，陈寅恪与胡适仓皇南下，而年轻的汪篯没有被傅斯年列在“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而留了下来。不过，这次汪篯与恩师陈寅恪的南北之别也是师生二人分道扬镳的开始。

与恩师缘尽：投靠中共，分道扬镳

留在北京大学的汪篯积极接受思想改造，成为中共信任之人，并于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隔年，作为北大教师队伍中积极进取的明星人物，汪篯被保送到北京马列学院，即中央党校前身带职学习，很快便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列思想的拥护者和看似前途无量的中共领导队伍的后备人才。

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汪篯与当时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共寄予了厚望。他也逐渐由一个传统的历史学者转变为一个马列主义的历史学者。

1953年，中共中央所属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由陈寅恪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虽然他的老友李四光等人多次劝驾身处广州的陈寅恪北上，都遭到了婉拒。1953年底，汪篯主动要求充当恩师的说客，他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亲笔信，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临行前他胸有成竹地说：“我这个老学生去请他来，一定请得动。”

汪篯一到广州就毫不见外地住到了陈寅恪的家里，就像当年一样。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如今他们师生二人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现实境遇，都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据说，在交谈中，汪篯还摆起了中央组织部门的架势，用所谓的马列主义革命者的头脑，以及“党员的口吻”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谈话。结果不出所料，此情此景惹得陈寅恪勃然大怒，指着汪篯喝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

汪篯这才方知自己祸从口出，经过再三劝说，陈寅恪终于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正式的谈话。陈寅恪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

陈寅恪还提出了自己的任职条件，并嘱咐汪銭要把他的话“不多也不少”地带到北京，传达给郭沫若等人。汪篯深知陈寅恪心意已决，自己的一切努力也化为乌有。陈寅恪开出的条件自然是不会得到应允的，其北上就任之事最终不了了之。不过，汪篯与陈寅恪的师生情分也就此了断，而两人至此一别也是永诀了。

之后，年近四十的汪篯在北京结婚安家。据说，他后来也开始静心治学，想要在专业上有所成就。但遗憾的是，文革不期而至。

走上自绝之路：身心摧残，信念崩溃

1958年至1963年间，毛泽东发动了两次所谓的“史学革命”，使得整个中国历史都变成了“阶级斗争史”，变成了为中共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而这一切都与汪篯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相悖。

在中共发起的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陈寅恪被郭沫若点名批评，曾作为其弟子的汪篯的处境也一落千丈。1959年，汪篯因反对浮夸学风受到批判，不仅精神上受到重大的打击，身体也备受摧残。经过一场大病后，原本一百五六十斤的他瘦到不足一百斤。

1966年5月，中宣部副部长陆定一被打倒。因汪篯曾参加陆定一策划出版的《魏徵传》的审阅工作，也预感大祸临头。作为文革风暴的中心和策源地的北大，也随即拉开了风起云涌的“批斗和整人”的序幕，第一个被揪出来祭旗的便是汪篯。

从1950年加入中共到1966年文革爆发后，历史学界发生的种种，与汪篯曾经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这令他难以接受，精神已到崩溃的边缘。

1966年6月11日，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在汪篯家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第二天，当他们又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成了碎片散落在地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篯出入不便，盛怒之下把大字报撕扯下来。

无论真相如何，“造反派”们都不可能就此罢休。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汪篯被责令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在“造反派”的看押下，汪篯只能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

当年，汪篯跟随陈寅恪先生做研究，师生关系如同朋友和家人。如今，他的学生竟然把批判老师的大字报贴到家门上了。汪篯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内心的羞辱感令其无法自拔。

就在当天夜里，蓄积了近十年的压抑和苦痛倾然间爆发，精神崩溃的汪篯将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一饮而尽。毒性发作后，他痛苦地哀嚎并用头撞击墙壁。凄惨的叫声划破夜幕，也惊动了邻居。众人急忙前来施救，但汪篯此时去意已决，他早已将房门反锁，外人无法进入，当门被强行撞开时，房内的汪篯已经气绝身亡。

汪篯的死，开了文革中北大教授自杀的先例。他死后还被认定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名。而这个罪名并未阻止自绝者的步伐，之后接连有更多不堪受辱的北大教授选择了自尽。

有人说，汪篯在历史学界的造诣之深实属不可多得，他的英年早逝是后继乏人的中国史学界的巨大损失。而它何尝不是北大历史上的悲剧，以及一个时代的悲剧呢？

“汪篯之死”的背后是一代北大人血与泪的历史记忆，也是一个永不会消逝的沉重伤疤——它不会被轻易揭开，但时而会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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