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最高法院拒绝受理宾州大选上诉案 保守派大法官怒斥
美联邦最高法院22日通过投票拒绝了有关去年美国大选宾夕法尼亚州邮寄投票截止日期变更的来自共和党方面的两次上诉,22日投票中,三位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塞缪尔·阿里托和尼尔·戈拉奇同意审理这些案件,而包括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两位川普任命的大法官卡瓦诺和巴雷特则拒绝审理这起案件,根据规定,只有4名联邦大法官同意,才能达到最高法院受理案件的门槛,而这起上诉距离门槛只差一票。投票结束后,保守派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公开强烈反对该案的裁决。
据美媒《极限新闻》报道,托马斯大法官表示: “有人想知道最高法院在等待什么,我们未能在大选之前解决这一争端,因此没有提供明确的规则,现在我们再次未能为未来的选举提供明确的规则,而将选举法保留在疑惑笼罩下的决定令人困惑。”
托马斯大法官的异议总结指出:“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将进一步混淆和削弱选民的信心。我们的同胞应得到更好的期望,并期望我们更多。”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对此表示异议。(I respectfully dissent)”
此前,由于大流行和预期的邮件延误,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裁决允许大选选票在11月大选日后可延长三天,共和党方面指出该裁决侵犯了美国立法机关的权力,违反了美国宪法,去年十月份第一次提出了上诉,当时阿里托大法官曾表示“联邦宪法赋予州立法机关而非州法院的规定,如果州法院可以简单地声称州宪法规定赋予法院权力,可以凌驾立法机关通过的规则,那么制定联邦选举规则的权力将毫无意义。”另外,本周美联邦最高法院还将对另外几起有关大选上诉案作出裁决。
2、李克强被一句话害惨 习近平至今不肯放过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进入第二任期以来,两人的冲突逐渐被指公开化,李甚至被外界一些观察家列为中共党内“反习”的一个代表人物,而习近平从李克强手中夺权以及往中共国务院掺沙子的动作也越来越明显,而据说这都是因为习刚上台之初和时任副总理马凯一次不经意的对话。
由两名《华尔街日报》记者编著、中文名为《超级权力对决》一书提到,习近平在2013年曾与时任中共副总理马凯谈话。当时习近平问马凯,在经济运行方面,党中央和国务院哪个更有效。马凯回答说:“北院。”中南海的北院是国务院所在地,南院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对此,习近平当时就回了一句话:“我看未必。”评论认为,马凯此言由此断送了李克强,习李斗也由此埋下祸根。
据媒体获得的一份属于石家庄市纪检委的2020年5月25日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共中纪委插手了政府事务,直接对地方政府“复工”提要求,显示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安排中纪委直接插手政府事务。通过疏理发现,过去几年至少有5名中纪委副书记出任国务院部门“一把手”,在国务院高层中,现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及中共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均是习的亲信,副总理韩正是江派成员。这些人事任命都被认为是习对李克强的压制。
而去年以来,习近平和李克强不和的状况更加严重,习近平频频打破惯例,最近的一次是今年2月9日的中共─中东欧国家领导人视频峰会,原本应该由李克强出席,却变成了习主持峰会,而从2013年至今的峰会,都是李克强出席。香港《明报》曾发表《党内谁在反习?》的评论文章,写道“以李克强现时的影响力,若真存心振臂一呼,图反习上位,恐在党内和应者寡,最后不是变成林彪第二,就是变成赵紫阳第二。”
3、刚被赶出英国 大外宣又想在法国“钻空子”
继英国2月初吊销中共官媒环球电视网(简称CGTN)的营业牌照后,近日有报道说,CGTN又开始转向法国申请在欧洲的转播权。
《金融时报》21日报道,法国媒体监督委员会证实,中共环球电视网去年12月就与这个媒体监管机构联系过,试图重新获得在欧洲的转播权。不过,法国媒体监督委员会没有透露它何时能够确定CGTN是否能从法国的一个地面站向卫星传输,并属于法国的管辖范围。
法国媒体监督委员会表示,在英国通讯管理局做出吊销CGTN营业牌照的裁决之后,有必要进行“额外的分析”。英国通讯管理局在得出结论认为CGTN由中共控制后,吊销了该电视台的播出牌照。
《美国之音》的报道称,刚刚失去在英国的营业牌照被认为是中共环球电视网受到的一次打击和损失。不过,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没有禁止国有广播公司在该国播出的规定。不过,根据1989年在欧洲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跨境电视”协议的条款,一个欧洲国家发行的许可证适用于整个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意味着CGTN只要能够拿到在法国的经营许可,原则上就可以恢复在“跨境电视”协议签字国的播映。分析指出,北京方面似乎正在利用这样的规则“钻空子”。
报道援引法国媒体专家表示,CGTN在法国建立欧洲管辖权并不难,但他警告称,法国媒体法在欧盟中名列前茅:“CGTN可能会遇到更多问题,这取决于他们播出的内容,以及它是否客观,而不是谁控制了频道。”
英国通讯管理局拒绝对这一具体案例置评,但表示,根据欧洲委员会的条约,确实一家电视台“有可能被允许继续在英国播映,不需要任何牌照”。德国广播监管机构则表示,它没有发现CGTN与法国以外国家的媒体监管机构接洽的证据,并补充称,它目前正在等待法国当局做出决定。
4、发现首个确诊病例前 新冠病毒早已在中国传播
来自中国的新证据证实了流行病学家长期以来的疑惑:新冠病毒可能从2019年11月开始在武汉地区传播而未被察觉,到12月疫情才在整个城市多点暴发。
华尔街日报21日报道说,新证据显示发现首个确诊病例前,新冠病毒可能早已在中国传播。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人员表示,中共当局找出了2019年12月起在武汉地区出现的174例确诊病例,这足以说明轻度、无症状或其他未被发现的病例数要比之前认为的多很多,值得注意的是,这174个病例中的许多例与最初被认为是疫情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没有已知的联系。WHO专家组成员表示,中共政府未向专家组提供这些病例和更早潜在病例的原始数据,而这些数据可能帮助他们确定新冠病毒最初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方式和时间,调查人员称,由于缺乏数据细节,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WHO调查人员称,在检查2019年12月的13个病毒基因序列时,中共政府发现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病例存在相似的基因序列,但与该市场无关联病例的基因序列略有不同。WHO专家组的荷兰病毒学家科普曼斯说,这两组病毒很可能在2019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之间开始分化,但可能表明感染早在当年9月就已发生。她表示,这和其他一些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能在2019年11月下半月的某个时候或在那不久前传播到了人类身上,但那时生病的人太少,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武汉暴发大规模疫情。
该WHO团队中的澳大利亚微生物学家德怀尔有表示,2019年12月肯定还有更多人们不知道或没有识别的病例。WHO团队中的丹麦流行病学家费希尔同样表示,首次诊断出严重病例前,病毒肯定已经在人群中流传。她将诊断出的病例称为冰山一角。
另外据CNN22日的最新报道,世卫初步将建议更广泛地追踪武汉首名病患的接触史,以及调查华南海鲜市场十馀个交易商的供应链。
该报道称,熟悉报告草稿的调查人员透露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将建议依循两条重要调查方向。首先,目前已知武汉首名病患是2019年12月8日发病,是中方与世卫小组证实的第一起2019冠状病毒疾病病例,专家将要求进一步调查接触史。其次,这份预计下周公布的世卫小组初步报告还建议立即调查华南海鲜市场的供应链。
数名独立科学家则告诉CNN,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中国科学家早该在几个月前就完成世卫组织建议的基本调查工作,实际上却没做,这种情况“令人吃惊”且“不合情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家米勒(Maureen Miller)表示,武汉首名病患的状况显示,2019年12月早已出现社区传播案例。她说:“就短期和长期而言,试图隐匿病毒源于中国并向全世界输出的事实,对中国有害。”
5、越来越多中国富豪涌向“瑞士”
一直以来,中国游客的身影在瑞士比比皆是,但是来定居的人目前依然凤毛麟角,不过,瑞士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法律条款,为外国富豪移居瑞士打开了绿色通道。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动向,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发现了这条通往瑞士的"捷径"。过去4年,共有34名中国公民以这种方式来到瑞士。
据瑞士新闻日前报道,瑞士是一个富足、安全的国度,但来自欧洲以外的普通人要想走正规程序来瑞士工作生活,并非易事,就算是高科技人才,获得居留证的人也不多,但超级富豪却有除外。瑞士《联邦外籍人法》第30条,明确规定允许欧洲之外的外国人来瑞士定居,前提条件是必须足够有钱。根据这一条款,能为州政府带来重大财政收益的人,很容易获得州政府特批。这意味着,只要有经济实力就有可能在瑞士买到居留权。
据《每日导报》报道,目前瑞士有352名这样的特批移民,最多的俄罗斯86人,其次是中国29人,之后分别是沙特阿拉伯18人,美国14人和巴西13人……关于这些特批移民的身份,属于国家机密,许多州在被问及时,都会以税收隐私和数据保护的理由,拒绝回答有关个人信息的问题。
据该报道,其实在这个领域瑞士并不是很知名的国家,甚至没有很大魅力,因为要想得到这样的居住资格,外国富豪必须每年至少在此居住半年以上;而且与他国相比,瑞士居留权的价位要高一些。
这些特批移民大多需要签署一份所谓的“一次性付清税务”协议,对于来自欧盟的人来说,年收入要在大约300万人民币以上,而针对欧洲之外的移民,各州要求不一,比如弗里堡州要求最低年收入为50万瑞郎、日内瓦为75万瑞郎,沃州和楚格州都为100万瑞士法郎。 按照这些年收入计算,这些外国富人每年要在瑞士居住地缴付的税额,最低也要达到一个低额六位数字。这个数字其实并不高,因为来此定居的外国富豪中不乏亿万富翁。 但如果与移民其他国家比,这个数字就又显得“大”了,葡萄牙、塞浦路斯和马耳他都是知名的低价移民国。
据瑞士新闻说,尽管如此,日内瓦律师 Kenel说,对于越来越多中国富豪选择移居瑞士的趋势并不感到吃惊,“因为这些中国富豪想让他们的孩子在瑞士上学,他们也很看重瑞士良好的医疗保障,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