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丹尼斯综合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尽管被中南海定为一尊，刚刚又获得了“人民领袖”的称呼，但是由于中共体制本身的问题，下级官员基本上采取的是欺上瞒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策略，对他进行应付忽悠，甚至通过“高级黑、低级红”的办法，进行人格羞辱。现在中美贸易战之下，中南海由于决策失误，2019年经济下滑严重，2020年将面临严峻的形势，有外媒甚至认为，出现了大清覆亡前的种种不祥征兆。本来政令不出中南海，民意难过长安街，就是中共政坛的顽疾。但现在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地方官员不仅对北京的指示虚与委蛇，而且还出现了以前少见的怠政懒政。如果北京继续指挥不灵，下级官员离心离德，经济持续下滑，加上外资逃离，那么中共政权的分崩离析，将不可避免。为了解决这一危局，习近平现在从地级领导开始，“越权”抓人事了。

　　中南海2016年就曾发布"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落实中央在财政事权确认和划分上的决定权，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维护中央权威。实现权、责、利统一；中央财政事权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地方财政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这是一九九四年分税制改革后的首个央地事权划分意见，意义深远。

　　近年来，中共中央与地方诸侯博弈近年来愈演愈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地方挟财自重，出现系统性、全局性的各自为政、独立成王的"权力割据"局面，这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最为明显。以至于胡温无法指挥重庆，薄熙来在当地竟染指军队，割据一方，被外界称为“平西王”。

　　中共十八大之后，诸侯割据现象仍然严重，李克强曾多次因政令不通而在高层会议发火，甚至拍桌子，曾强硬要求国务院文件七天之内必须下发。习近平也接连放话要突破改革的"肠梗阻"，施压地方大员。背后其实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之争。

　　规范财权厘清职责央地博弈，另一方面是近年来权利不断上归中央，而责任却不断下沉地方，诸侯为此叫苦不迭，如芒在背，而税收的大头却收交中央。地方诸侯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懒政怠政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疯狂卖地敛财，或者乱收费扰民，负作用巨大。

　　央地关系的乱象，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缺失的结果。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明确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河湖治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等九大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或上划为中央的财政事权，而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公共文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这个清单不仅强调的是权力的上收，实际上还凸显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责任，同时也规范央地共同财政事权，厘清职责，避免互相推诿。央地财政权责划分改革，是要在"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模式中，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寻找到法治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的治理模式，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改革。

　　现在，习中央不遗余力地进行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改革，触动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不过，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必然遭到强烈的抵制，促成了内资和外资的大量外逃。

　　自去年年底开始，中共官场出现大规模的中层官员调动。外媒引述专家表示，这次人事调动的规模前所未有，凸显习近平当局急于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僵局。而据过往报导，有关“政令不出中南海”、怠政问题，以中共总理李克强为此时常对官员发火著称。

　　2020年1月1日，中共新华社发布了8名市级官员任命的消息。这只是去年底以来，中共官场大规模调动的最新动态。

　　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大批官员发生调动。《北京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说，这次的官员跨省调动由中央组织部部署，已经涉及到了24个省市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长安街知事”早前透露，12月的23日和24日两天，就有14位厅级官员跨省出任地级市（区）党政一把手，另有12位厅级官员异地调整。

　　彭博社总结了12月21日到31日最近中共官员调动的情况，发现32名被调动的市级官员中，29人是跨省区调动，其中21人是1970年之后出生。这当中，大部分被调动的官员都曾在某地长期工作，多数具有较高学历。

　　如1975年出生的重庆荣昌区常务副区长唐毅出任内蒙古乌海市委副书记，明年将任市长；1977年出生的清华大学硕士王立奇曾在黑龙江省任职超过14年，被任命为甘肃酒泉市委副书记，明年将担任该市市长，成为中共最年轻的地级市市长。

　　据“长安街知事”说，这次中组部组织开展跨省、区、市交流干部任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组织工作重要指示”，涉及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彭博社报导认为，这次中共中层官员调动的规模史所罕见。报导引述专家分析说，中共这种大规模跨区调动官员，是为了破除过去“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况，也是为了打破地方利益形成的政治僵局。

　　有关“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意思是中共最高决策层的指示仅仅在他们居住的中南海里打转，下级官员拖延或不予执行。这被认为历来是中共体制病中的痼疾。

　　当局也早已承认，目前怠政风气流行。官媒公开报导说，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因官员怠政而“发火”，甚至一度用茶杯敲砸桌子，但仍无济于事。

　　在去年1月中纪委文章列举的官场弊病中，其中“打太极”是中共官员从政的潜规则之一，哪怕民声鼎沸的问题，官员往往会用一句“这个问题很复杂”的话，推脱责任和敷衍问题；即使当局出台政策，也会被官员以“不完整”、“不科学”、“不实际”等各种理由不予理会。

　　另外还有官员“有好处就上、有利益就占、有空子就钻、有风险就逃”等。文章还专门提到偷奸耍滑、虚伪浮夸的“虚功之法”，以陕西秦岭违建别墅问题为例，称因陕西官场阳奉阴违，习近平不得不六次批示。但是，陕西的地方势力，也早已渗透中央，陕西地方势力的最大靠山、原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早已位居中南海常委、中纪委书记的高位，某些时候，习近平的政令在中南海内部早就大大折扣了。

　　中共四中全会10月底结束，在五千多字的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出所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一再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共《人民日报》12月5日刊发山西省新任省委书记楼阳生的谈四中全会的署名文章，主要内容为所谓“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之下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分级管理和财政关系。楼阳生文章大篇幅提到要做到维护习近平核心，称“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云云。据报道，刚由山西省长升任山西省委书记的楼阳生，是习近平的浙江旧部。

　　按照惯例，在中共举办完如十九届四中全会等大会后，靠拍马屁上位的党政军大员必定表态拥护核心。但这次情况有些不一样，各地诸侯中象楼阳生一样对习表态的寥寥无几，连向来表忠最卖力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也没作声。

　　楼阳生讲话主要谈央地关系也引人关注。分析人士人为，这一次由习近平自己的亲信来定调央地关系，或有警告意味，意在敲打地方大员。也彰显了目前习近平心里非常明白，他面临着省级官员各自为政、抵制中央政令的巨大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