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习赶走老胡后 新版“老人干政”又上演
有“老人干政”传统的中共北戴河休假式会议，过去会在每年7至8月间进行，但在习近平进入党政军一把抓的“总帮主”第三任期后，特别是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架出场之后，没有人会想像谁还能干习近平的政。不过，另一种新的“老人干政”模式似乎正在浮现。
6月16日，广州市委书记换人，印证了此前港媒有关习家军黄坤明培植势力计划遇挫，广州部分离退休干部直接上书习近平“告御状”的传闻 。有接近广州官场的人士披露，《明报》在香港也属于党的喉舌，应该也不敢随便乱报。海外时评人士岳山撰文分析，中共高层基本都从地方升上去，地方老干部直通中南海的情况其实很常见。去年上海市封城两个多月，上海康平路的高干区从来没有封过，曾经试过要封，有当年提拔韩正的老干部直接打电话到北京，韩正随后就制止了封锁，其实也是架空了当时主政上海的李强。广东官场在中国举足轻重，黄坤明是习家军，当地老干部敢于“告御状”，幕后内斗大戏值得观察。
文章写道，近年广东本土派和空降派一直闹不团结，本地官员像做奴隶，外地官员甚至动辄公开斥骂下属本土官员，本土官员多有不满，但敢怒不敢言。长期以来，中央对广东是既爱又忧。一方面，广东是连续34年的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另一方面，广东地方势力一步步做大，逐渐成为中央心头之患。中共十八大之前，广东地方势力盘踞，习近平随后持续清洗广东官场，到了本届广东省常委会，并无一人是正宗的广东本地人。如今，中纪委书记李希由于曾任广东省委书记，非常了解情况，这对于广东官场而言，就像头上悬着一把随时砍下来的刀。但与此同时，广东退休高官在官场还有一定影响力。这次传闻向习近平告状的林树森，据广州官场消息说，是个出了名专制的人物。如果这次黄坤明想提拔老乡的计划受到政治老人抵制的消息属实，间接也会令习家军日后在地方的施政权威受损。事件也反映出习近平虽然“定于一尊”，但官场的暗桩还有不少，这种变相的“妄议中央”，成为中共内斗的一种新的形式。
文章最后写道，近年来，习当局已有专门针对离退休老干部的言论禁令，特别是自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被习近平安排人强行架出会场之后，已完全没有老人们说话的机会，但新冠疫情爆发三年多时间累积下来的种种积怨却实实在在。现如今，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对外关系恶化，各地的离退休高干，也一定会对习的种种做法满腹牢骚，一有机会就发泄。习近平近日再公开喊出“准备迎接惊涛骇浪”，可能也包括党内的隐忧。故此，尽管北戴河会议或成为历史，习家军控制的广东，如今爆出以“告御状”方式出现的新版“老人干政”，还是有点敏感。
2、指鼠为鸭 谎言戳破了
江西一所大学学生本月初在学校餐厅疑似吃到“老鼠头”，事情暴露后校方和南昌市政当局急忙掩盖，谎称学生吃到的是“鸭脖”，并迫使学生改口。相关照片网络公布后，舆论哗然，“指鼠为鸭”事件激发强烈反响。江西地方当局最新调查认定，学生吃到的果然是老鼠头。
综合中国媒体17日报道，江西联合调查组“经调取监控录像”并对当事人所拍现场照片和视频进行专业辨识，认定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6月1日在学校餐厅吃出的“异物”，确实为老鼠类啮齿动物的头部。其实，6月1号吃到“老鼠头”的学生当即拍摄了现场照片和短片清晰显示，饭菜里的一块黑色异物看起来像极了老鼠头。即便特征显著，南昌市当局和学校当局为了掩盖丑闻，得出“不是老鼠头而是鸭脖”的结论，但是“老鼠头”照片和视频不胫而走，激起舆论愤怒，网民怒指当局“明明肉眼可辨，还要指鼠为鸭”。
《法广》的评论指出，舆论汹涌，公然的“指鼠为鸭”让民众愤怒。江西官方在事件发生10天后，终于宣布由“四个省级部门”成立省级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发布‘异物为鸭脖’结论是错误的。”网友说，如果不是之前网上沸沸扬扬，根本不会有后续省级调查。明眼人一看不是鸭脖还得省级出面才能尘埃落定。如何处理？调查指学校“负主体责任，涉事企业负直接责任，市场监管部门负监管责任”。给人一种各打五十大棒了事的感觉。至于受害学生，是否应给予赔偿，只字不提，对逼迫学生改口的责任人如何处理，只字不提。
目前，该事件在舆论层面仍然发酵，不少网民批评官方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严重丧失公信力。而且逼迫当事学生改口，造成严重伤害。《财新》发表评论称：该事件暴露的真假不分背后，是一定圈层内系统性谎言的胆大妄为和坚不可摧。此外，央视在事发之初也曾宣称是鸭脖，17日被迫自打脸更正，发布最新的真实判定。
3、欧洲，这次千万别犯傻！
陷入内忧外困的中共急于外交突围，为在西方世界打开一个想像中的缺口，李强将上任后首次出访选择了德国和法国两个欧洲大国。有消息称，北京当局有意以取消对部分欧洲议员以及学者的制裁，以换取欧盟尽快批准搁置已久的《欧中投资协议》。有分析指出，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这份协议对现在的欧洲而言都是弊大于利。这一次，欧盟绝不能向北京让步而批准《欧中投资协议》。
德国《商报》以"欧中投资协议会是欧盟的乌龙球"为题刊发评论，评论写道，对于有些欧洲企业而言，这份双边投资协议无关痛痒，因为他们带去了中国需要的科技，或者甚至直接在中国进行先进技术的研发。然而，尤其是中小企业却要面临愈发艰难的在华营商环境，对于他们而言，中共在《欧中投资协议》里有关改善投资环境的承诺所能提供的价值很有限。中共官僚体系总能找到各种办法来为难欧盟企业，这样一份协议无法带来太大的改观。
文章写道，不能批准这份协议，有几条重量级的理由。习近平当局正在有针对性地试图阻止欧盟进一步向美国靠拢。在这个西方与中共体制冲突愈发激烈的年代，假如欧方急于批准和北京的双边投资协议，就无异于对美国的挑衅。如果欧盟对《欧中投资协议》说不，并不意味着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说的“沦为美国跟班”，而是在贯彻欧盟自己的战略利益。
文章指出，鉴于北京依然在维护着与俄罗斯的"无上限友谊"，还不断对台湾发出武力威胁，欧盟一方面应当继续保持和中共的对话，但另一方面，进一步拉近与北京的关系却是战略上的错误举动。此时，欧盟应该抓住机会对《欧中投资协议》的部分内容进行重新谈判，因为2020年后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进一步恶化。中共似乎有意投入大量的政治资本来争取欧盟，这让欧洲人抓住了把柄。不过，欧盟应该用其他方式来使用这个把柄，而不是批准《欧中投资协议》。
4、美国大老板们涌向北京 图什么？
从马斯克到比尔盖茨，中间还有一个库克，一些美国的超级老板接踵前往北京，似乎忘了中美贸易大战，更不管中美关系如何紧张。
法新社评述说，这差不多是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景象，三年之后，当习近平下令执行的让中国与世隔绝的清零政策终结之后，断了的线似乎又接上了。尽管中国的经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不景气，青年的失业率即使依据官方保守数字也创下20.8%的新高，美国超级老板们依然涌向北京。
6月16日，习近平接待了2019年之后首访中国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一句“我总认为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我们始终寄希望于美国人民。”更让人看到习近平对与美国行政当局，至少从川普到拜登，打交道感到很头疼。他似乎更希望和代表民间的美国大老板们交流。评述写道，美国总统是否也有过与“中国民间”直接打交道的愿望？不过，美中两国的“民间”是不太一样的，美国政府是民选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民间。中共政府是由中共领导集团指定的，而这个集团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党内维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不需要选举，也不需要人民表态，因此，这种特殊的自我任命“内循环”的党国结构，很难说真正代表“民间”。而在清零导致经济衰败的眼下，习近平总要显示一点对外开放的姿态，让纷纷流失的外资止步。
评述写道，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企业家很久以来在为加强美中关系辩护，他们称这样的话有时候会促进中共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但是，一个自习近平上位以来越来越封闭的中国，让美国企业家们的这种说法失去了份量，从前影响力巨大的一些企业集团也随之边缘化。设在中国的策纬咨询公司的分析师指出：“商业界是稳定中美关系的最后一个浮标之一。可是，他们这样的声音越来越稀少”。
英国简氏信息集团的分析师Claire Chu指出：“如今，许多公司即使说不离开中国，也必须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像苹果集团一样，全球许多巨头都在审查他们对中国的依赖性，尽管这并不影响库克访问北京。正如中美商会前主席詹姆斯-齐默尔曼所说：“一如10年前人们说绝对有必要进入中国一样，今天尤其有必要有一个必备的搬出中国的战略”。
5、华尔街又被中国这座“金矿”忽悠了
长期以来，美国华尔街一直对中国想像中的财富垂涎三尺，虽然在新冠疫情解封后看到商机，但事情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华尔街投资者的中国梦再度受挫。
《华尔街日报》报道，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华尔街等待挖掘的“金矿”，只要允许开始挖掘就好了，但事实证明，这并不容易。大量的挖掘工作一直在进行，但出产的“黄金”仍然非常稀少。报道指出，经过多年的拖延和半途而废，北京一度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但事情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外国投资公司的大开放恰逢中国股市不景气。在今年开局短暂强劲后，中国股市的涨势迅速消退，表现落后于大多数其他主要市场。除了市场表现不佳之外，外国机构投资者继续面临监管问题。与此同时，过去曾帮助将许多中国公司介绍给全球投资者的外资投行，在首次公开募股排行榜上也落后于本土竞争对手，尤其是现在许多中国公司只能选择在上海和深圳上市，而不是在香港上市。
报道进一步指出，外国投资银行家还面临着当局监管制度和中共与西方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影响。不幸的是，监管制度和地缘政治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即西方监管机构不断呼吁提高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和商业行为的透明度，而北京则越来越关注数据和技术安全，导致北京和西方关係恶化。数据显示，今年和去年在中国承销IPO的前10名中没有外资银行。2018年，前10名中有一半是外资银行，包括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由于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热情降低，一些美国银行还退出了在香港的IPO授权。《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外国银行对在中国大陆IPO的参与度已降至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凸显它们面临在中国封闭的金融体系中难以立足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