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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年，27岁的汤若望被授予一个光荣的使命：去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传教。汤若望到达北京时，明朝政坛格局以九千岁魏忠贤为主、万岁天启帝为辅，经过之前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铺路，明朝高层认识到：西方科技，可以为我所用。

　　金庸在《鹿鼎记》里写韦小宝爵爷陪侍康熙，一起观看传教士汤若望和副手南怀仁试炮——试炮确有其事，而试炮的皇帝却是明朝的崇祯。

　　1630年，主持修订历法的吏部尚书徐光启急需精通天文学的传教士，所以向崇祯申请，力荐汤若望来钦天监历局工作。汤若望帮徐光启编《崇祯历书》，教他们用伽利略望远镜看日食，还一起绘制星图。徐光启感叹道，有了这东西，才知道以前我们都没看清楚。

　　作为当时极其开明的、乐于汲取西方知识的明白人，徐光启堪称两百年后洋务派的先驱。后来他的十七代外孙女倪桂珍，招了三个还算有名的女婿：孔祥熙、孙中山、蒋介石。

　　但当时崇祯最需要汤若望的，其实是他天文学之外的知识。1642年，他要汤若望设厂铸炮。崇祯记得努尔哈赤就是被红夷大炮轰死的，他把拯救大明的希望寄托了一些在汤若望身上。

　　汤若望在两年里不仅铸造了20门大炮，而且还跟中国学者合作写了一本《火攻挈要》，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挽救大明。当崇祯在煤山上自缢的时候，汤若望在自己的居处内，静待新统治者的降临。李自成进了城又出了城，一进一出之间居然没人来汤若望这里骚扰，也算侥幸。

　　也许农民军一推门见到满屋的书籍和刻版，连顺便放把火的兴致都没有，直接去豪富大贵之家为所欲为去了。汤若望就这样跟明朝没来得及殉国的文武百官一起，迎来了新的统治者：满洲人。

　　清军入关，坐在皇位上的是8岁的顺治帝福临，手握大权的却是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也是相当的务实开明，尽最大可能推行汉化统治：汉语？学。有才的汉人？用。以往的规章制度？遵照。汉人留下来的洋人？当然更加没问题。

　　汤若望希望新皇帝来了，也能开拓传教事业的新局面，所以他积极主动地向当局呈上了一部根据西洋知识修订的新历法、一份当年的日食图表，还有三件天文仪器：浑天星球仪、地平日晷和望远镜。　

　　1644年八月初一，清廷派大学士冯诠来检验一场“是骡子是马拉到天上遛遛”的历法测试。历来沿用的大统历、回回历和汤若望的西洋历，各自给出了一个日食的准确时刻。最终京城百姓目睹“天狗吃月”的一刻，也正是汤若望推定的时刻。

　　在以农业为本的古代中国，历法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天子祭天祭地，都要依据历法定日子；百姓日常生活如婚丧嫁娶、剪裁洒扫、沐浴剃头、挖井起屋……统统要根据历法挑选黄道吉日。执掌一国的历法制定，实际上就是决定着一国的时间。

　　事实摆在面前：西洋历是最精准无误的。于是多尔衮赐名“时宪历”，“颁行各省，此我朝用西人治历之始。”汤若望不但被任命为中国历史上钦天监的第一位洋监正（局长），甚至连他的继任也是一连串洋人。

　　时至今日，现行阴历也仍然因袭自汤若望的“时宪历”。“二十四节气”的确定方法和日期都来自时宪历根据的太阳黄道位置，跟时宪历之前均分一年日期的“平气法”完全不同。也就是说，现行农历包含的智慧很多来自西方。

　　汤若望不仅在朝堂之上与清王朝展开一系列合作，而且，他与顺治皇帝的私下交往也十分密切，远不止普通的君臣关系。顺治皇帝的生母及其未过门的妻子曾经患病，都由汤若望医治之后得以痊愈。汤若望的一系列举动也让他获得了当朝手握实权的皇太后的敬佩。皇太后甚至尊称其为“义父”，而顺治也得跟着尊他一句 “玛法”，就是满语爷爷的意思。顺治皇帝曾下令准许汤若望随时出入内宫。而且，他也常常亲至汤若望的宅邸，与他探讨各类问题。曾参观过他书房，游览过府邸之内的花园，与他多次共进便餐。甚至，顺治皇帝十九岁的寿辰，也是在汤若望的府邸中度过的。

　　被控谋反，蒙冤入狱

　　汤若望很开心，传教事业推进得很顺利，教众从明末的几千人扩展到了二十万人。如果是在欧洲，他就能在国家天文台一把手的位置上专心工作直到退休了，可惜，他遇上了一个投机的政客杨光先。

　　安徽人杨光先，对汤若望有发自肺腑的反感。理由如下：1 他是洋人。2 他信洋教。至于他制定的历法，在两个前提都错得离谱的情况下，根本不值一提。杨光先一早就坚定表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要把汤若望搞下台，杨光先毫不犹豫地扣上去三顶帽子。1 潜谋造反。2 邪说惑众。3 历法荒谬。哪一顶帽子都足以掉脑袋。按照杨光先的说法，汤若望所编写的《时宪历》，封面写着五个字，“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是对泱泱中华大国的极不尊重的表现，于是籍此弹劾汤若望。然而，这五个字本就是顺治皇帝亲批，再加上此时的汤若望刚刚医治好了孝惠章皇后的病，于是对于这样的弹劾，顺治皇帝选择了不予理睬。

　　顺治一死，麻烦来了。八岁的康熙刚刚即位，朝政掌握在辅政四大臣手里。掌权的鳌拜跟多尔衮相反，出了名的保守，鳌拜治国与施政的核心思想便是“首崇满洲”，将“满洲”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与以汤若望为首的西洋官员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一方面，汤若望等人极力宣扬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宣扬西方的文化，这就与极力维护和推崇满洲文化“先进性”和至高地位的鳌拜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伴随着汤若望等人通过天文演算、历法编修，开始在朝中重要事务的开展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对鳌拜专政治理产生挑战和威胁，进而引发了鳌拜的不满。此时的鳌拜并没有亲自动手去处理处理汤若望，而是借助汉族历法官员与西洋官员之间固有矛盾，推出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杨光先。杨光先再次踊跃上书《请诛邪教状》，说不杀汤若望不足以平民愤。为什么？因为根据他的历法选择的日期不正确，不仅导致了荣亲王夭折，而且还连累荣亲王的母亲董鄂妃以及顺治皇帝相继去世。这是有目共睹的弑君大罪啊，不杀还有王法嘛。这场争斗已经变为了一场彻彻底底的政治上的斗争，杨光先在鳌拜的支持和怂恿下，不断对汤若望等人进行弹劾，目的就是要借助历法之争，达到除掉汤若望的目的。汤若望再也躲不过去了，鳌拜授意礼部吏部会审汤若望。跟着不仅把他扔进监狱，还把钦天监那一拨他的手下统统抓起来，接着就是废除时宪历、重新启用明朝大统历。

　　　杨光先在书中嘲笑汤若望所持的地圆说，质疑如果地球真是圆的，海水怎么可能不掉下来？如果地球真是圆的，那不是从你脚下穿出去、另一头就站着一个人？

　　因为指斥汤若望历法荒谬，自信满满的杨光先还加演了一场当众观测天象的大戏，准备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西洋历的荒谬。因为一月十六有日食，所以再度安排大统历、回回历和西洋历同场竞技。

　　回回历预测的时间最早，但没日食。

　　跟着大统历预测的时间到了，也没日食。

　　最后西洋历预测的钟点一到，日食就来了。

　　在众目睽睽被打脸之下，按照常理杨光先应该给一个说法，而且更应该自愧认输，汤若望则应该喜从天降官复原职。但政坛从来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地方。杨光先的位置依然稳如泰山，而汤若望的死刑则从绞刑升级到了最残忍的凌迟。以为当成了学霸做对了考题就安全了？汤若望呀汤若望，你太天真了。

　　但汤若望终于没有被刽子手押上刑场千刀万剐，不是因为高层突然天良发现，而是因为政治势力的暗中博弈救了他一命。

　　康熙为他平反

　　鳌拜专权，对于孝庄皇太后和年幼的康熙而言是巨大威胁。夹在两方势力中的办案人员，把最终给汤若望定罪的皮球既没有传给鳌拜、也没有传给康熙，而是在看似无意中精准地传给了孝庄皇太后。孝庄对汤若望信任有加、顺治与汤若望过从甚密，他们都假装不知情。

　　果然孝庄一句话就救回了汤若望的命，“你们如此胆大妄为，要处汤公死刑，先帝在天之灵有什么感想？”

　　汤若望自己的命是保住了，但他五名手下，却仍然在这一次“历狱”中掉了脑袋——已经开恩由凌迟改成了斩首。此时汤若望也已经病骨支离、奄奄一息，1666年8月15日，75岁的他死在中国的土地上，终生没有回过欧洲。

　　杨光先此时倒是志得意满，当成了钦天监的一把手。纯属外行的他，靠着副手和汤若望算好的康熙五、六、七年的历法，优哉游哉过了三年好日子。但一到康熙八年，问题就来了：他出品的历法中写的是“当闰十二月”，颁布天下之后忽然发现推算有问题，但已经晚了。唯一的挽救方式是以康熙名义出面更正，颁旨宣布“停止闰月”。所幸年初还是鳌拜掌权，虽然无能的杨光先给了朝廷的公信力一耳光，但大家都可以装作没听见。

　　但也就在这一年，康熙以雷霆万钧之势粉碎了鳌拜反动集团。杨光先的后台一倒，他自己的下场也就来了。康熙很快就翻案，本来要砍头，最后开恩让他滚回家。于是杨光先病死在回家路上。

　　康熙给汤若望平了反，又把南怀仁任命为钦天监的负责人，历法也恢复了时宪历。拨乱反正之后，康熙自己也开始学习西方科学，但终于只是康雍乾盛世的始创者，而不是中国走向近代的领路人。

　　当罗马教廷在欧洲审判伽利略时，传教士正在用伽利略的望远镜，让中国人看到另一种实打实的知识。1978年4月，汉学家谢和耐在法兰西学院作报告时，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在近代曾是欧洲之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伟大文明古国。”

　　赛先生来得这么早，为什么这“第一个”没能继续保持？为什么最初开明的满洲人没有继续开放进取、反而学会了闭关锁国？因为赛先生并非独行侠，还有一位德先生紧随，那就是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最害怕的Democracy——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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