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改革者手下留情！武大老校长喊话习近平
中共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最近在官媒发文阐述改革精神，要求对改革者宽容。有分析指出，这是对残存改革派发出集结令，也是向习近平喊话，呼吁他停止政治迫害。
《自由亚洲》报道，10月4日，刘道玉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要允许改革者大胆探索，也要允许失败》的文章，呼吁各级领导应支持改革精神，“改革无禁区，改革者要敢于打破禁区”。文章为推进改革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营造改革创新的文化，具有新思想的人才是推动改革的力量；二是廓清改革与发展的区别，二者相辅相成，但不能互相代替；三是有对待改革者的宽容政策，允许改革者大胆地探索，也要允许失败。海外时评人士胡平分析指出，习近平胡作非为，体制内外很多不满的声音。现在万马齐喑的环境下，这是不同的声音，刘道玉通过自己在改革派人士间的号召力和官媒这种形式，使这种声音得到广泛传播。如果搞得好，可以成为改革派的集结令，构成一种力量。”
刘道玉在文中惋惜地写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解放思想的号召的推动下，中国一度出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可惜持续不到10年，就以“发展”代替“改革”。他还引述胡耀邦的名言“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胡平认为，刘道玉说得比较委婉，其实六四之后改革就已停止，六四之后，对民间改革力量是一次毁灭性打击，党内改革派基本上全部出局，造成空前严重的停滞甚至倒退。刘道玉在文中还直言，反对改革者对改革者的伤害，向来并没有放松过，手段的利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是改革者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此外，对于中国高校的现状，刘道玉如今失望地评价道，“中共自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只有数量和规模的变化，而完全没有概念、制度、体制等的改变，因此，以发展代替改革是不可取的，相对于80年代更是倒退。”
资料显示，1981至1988年，刘道玉担任校长期间，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他主张的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等制度创新，开国内高校改革之先。1988年春，刘道玉因改革步伐超前被免去校长职务。
2、北京吃回头草 “贸易武器”土崩瓦解
中澳之间的紧张关係尚未缓解，但消息指出，尽管有非正式的进口禁令，中共今年仍从澳洲进口铜精矿及棉花，专家指出，此举显示北京当局将“贸易武器化”的企图已经土崩瓦解。
《南华早报》报道，贸易数据显示，尽管北京当局去年11月对澳洲多项产品实施非正式进口禁令，但在国际对新疆问题进行制裁的情况下，仍进口价值近3000万美元澳洲铜精矿，并扩大采购澳洲棉花。今年，中国进口商还趁着澳洲小麦丰收进行抢购，在全球供应下滑之际，甚至成为澳洲小麦的最大买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谈判人员奥尔森指出，尽管中共在多个问题上对澳洲采取惩罚性贸易手段，最终也不希望自爆经济，因此任何惩罚措施都要经过精心计算，希望将带给澳洲的痛苦最大化，尽可能缩小对自己的影响。
中共官方书数据数据显示，自去年11月实施禁令以来，中方今年6月首度向澳洲购买1.1万吨的铜精矿。今年4月，中方还向澳洲采购约1万吨的棉花，在那之后每月约采购2000至3000吨澳洲棉花。随着全球服饰需求强盛以及供应链担忧持续，预计将使中共持续向澳洲采购棉花。报道援引专家分析，中共当局此举不仅表明对贸易的务实态度，也反映将“贸易武器化”不是每次都能取胜。不过，北京不会从中汲取教训，中共很可能会持续将贸易制裁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尽管这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3、澳州前总理：此刻没有任何事比声援台湾更为紧迫
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8日在台北玉山论坛发表演说，就台海紧张局势，阿博特表示，“不认为美国可以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台湾遭吞噬；澳大利亚也不应该对一个拥有近2500万人口的民主同伴的命运无动于衷。”阿博特呼吁，“此刻没有什么比声援台湾更紧迫的事。”
据《卫报》介绍，阿博特5日抵达台北，对台湾展开“私人访问”，在演讲中阿博特说道，如果在我们的地区可以听到“战鼓”，敲响战鼓的不是澳大利亚，我们敲响的唯一鼓声是为了正义和自由。据中央社报道，阿博特表示，两年前，他曾犹豫是否出席玉山论坛，担心这将挑衅中共，但自那时起，北京已经撕毁了关于香港的一国两制条约；将一百多万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加强了对本国公民的网络间谍活动；在东部海域胁迫其他声索国，并对台湾进行越来越多的恐吓性飞行；北京还将贸易武器化，特别是针对澳大利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是澳洲礼貌地寻求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公正的调查。
阿博特在担任澳洲总理时，北京签订了第一个与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签订的自贸协定，即中澳自由贸易协定，部分原因是阿博特认为“这将有助中共与民主国家之间建立信任”，他在演讲中坦言，“经验表明，做一个朋友，你就会有朋友；做一个霸凌者，你只会有客户迫不及待地逃离。”阿博特还谈到，中共意识到其相对国力可能已达顶峰，加上人口高龄化、经济成长放缓及财政紧缩等因素，北京很有可能很快就会采取灾难性的行动。这将是台湾的关键时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澳大利亚也不应该无动于衷。此刻，没有什么比声援台湾更紧迫的事，因此他前来，与这个勇敢而自由的岛屿站在一起。
4、中国城市负债率排名出炉 结果令人瞠目
日前，官媒《证券时报》旗下的新媒体“数据宝”和腾讯财经联合发布“城市负债率排名”。统计显示，中国绝大多数主要城市的债务率都超过了警戒线，而一些西南欠发达地区的数据更让人大跌眼镜。其中，贵阳市的地方政府债务率高达929%，北京的债务率是深圳的10倍。
据报道，财政债务率用来衡量债务规模的大小，按照国际标准，地方政府财政债务率的通行风险警戒线为80%-120%。受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中国的城市财政债务率普遍上升，85座城市2020年财政债务率超过100%，75座城市财政债务率较2019年翻倍。包括西安、天津、武汉及重庆4个新一线城市上榜2020年财政债务率前10，其中，贵州省的贵阳、遵义位居前两名，贵阳市财政债务率高达929.06%，遵义也超过800%。此外，4座一线城市中，广州2020年财政债务率最高，深圳最低，北京财政债务率超过200%，是深圳的10倍；上海财政债务率为122％。据陆媒此前报道，中共31省份上半年财政收支“成绩”陆续发布，仅上海市出现“财政盈余”，其余30个省份均存在收不抵支问题。
一直以来，中共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依赖很深，《南华早报》近日引述高盛报告表示，地方财政已因土地销售速度减缓而陷入压力，中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总额已由2013年的16万亿元增至2020年底的53万亿元，这个金额相当于中共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2%，且高于官方公布的中共政府尚未清偿债务总额。分析分析，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危机的恶化，土地出让金的销售也将随之进一步放缓。
5、重返加拿大后 康明凯首发推文
9月25日从中国重返加拿大的“两个迈克尔”之一的康明凯（Michael Kovrig）8日发出了他重获自由后的首条推文。康明凯的推文中没有配上文字，只是上传了一张“飞鸟出笼”的图片。
此前，康明凯在返家后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只想说，非常感谢所有加拿大人的巨大支持，以及这么多人为帮助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和我回家而做出的所有努力。”回到家乡多伦多后，康明凯期待着把所有这些都抛在脑后，与朋友和家人重新联系起来，并“看到加拿大的所有美景”。据悉，康明凯重回推特的第一条推文很快就得到了超过800次转发，及近5000次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