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政治上红色回归 但是经济上并不能闭关锁国

最近，习近平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大动作，例如重提共同富裕，让民企“自愿”捐巨款；再加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称“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这些都明确指向政治上的红色回归——回到毛时代的极权状态。各方评论都做出分析，认为习近平将红色回归，但一些评论据此称习近平将“闭关锁国”，却是延伸过多的推论，因为中国的资源与市场对外依赖极大，今天在政治上闭关锁国可以做到，但经济上却毫无可能。

习近平9月1日在中央党校那段讲话中被轰传的一段如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

这段话被解释为内斗激烈，其实这段话的“内斗”信号其实不明显，主要是指对外关系，尤其是指中美关系，以及从属于中美关系的台海关系。

美国最近撤出中东泥沼，连美国官方都没正式表示过战略重心将移至印太，但外界却将一些近年西方国家反复重演的动作视为这些国家正在调整对华政策，例如目前美日英印澳等超过8国的航舰与特遣舰队集结西太平洋；中国也摆出强硬姿态：自9月1日起，中共根据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要求所有进入中国自己划设的领海范围的外国船只，都必须向中方通报。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中国将闭关锁国，当然更不是各国要与中国脱钩，只是一种特殊的外交姿态，演给各国的民众看的。

闭关锁门并不容易，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偏高。中国在毛时期闭关锁国，号称“自力更生”，对外贸易极少，国穷民众更穷，外贸依存度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直线上升：2003年就达到51.3%，2006年超过80%，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今年一季度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32.16万亿元，占GDP的30%以上，在世界五大经济体中，是最高的。

中国资源对外依赖严重。2017年中国粮食自给率只有82%左右，小麦、玉米、大豆三大主粮对外依赖严重。尤其是种子严重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高达75%。中国近两年将农作物种子视为不可替代的战略物资，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而中国也缺少这种“芯片”。

2020年12月18日，中国工程院干勇院士指出：中国重要矿产高度依赖海外，其中石油、铁、铜、镍、钴等12种战略性矿产对外依存度超70%。其中95%钻矿石，94%铜矿石都来自进口。

中国GDP总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6%。结论是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中国也同样离不开世界。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共高层脑子没有灌水，就不会在经济上闭关锁国。

被广为引用的是一位香港作家9月1日的文章，他认为习近平为防止西方国家围堵造成国内外危局，防止政权崩溃，唯有全面退回闭关锁国，才能求活，其结果将导致民生艰困，激起大陆人的反抗，动摇中共统治。更有人判定，中国在与世界潮流脱钩，各国会与中国主动脱钩。这类人士可能根本未看清目前西方国家的政治潮流向左转，并影响了世界格局。

新加坡的李显龙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其发言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大多数盟友的立场：希望与中美两国都保持友好关系，继续过去那种“政治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只有在靠不着时，盟友们才会做调整。美国阿富汗撤军之后，西方盟友看到拜登政府将撤军折腾成宛如败军溃退之后，颇有怨言，在美国对华政策极不明朗的情况下，对华关系会更加谨慎，而不是旗帜鲜明地选边站。看看近几天发生的两件事情：

9月9日，拜登主动与习近平通话。据CBS和NPR引述美一政府高官的话，这次通话是拜登发起的，“不是为了找到某种突破性协议”，而是“关于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并结束以往关系忽冷忽热的周期。

9月10日法国《费加罗报》对法国外长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进行专访，法国外长称：“在防止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后方基地的问题上，我们可与中国达成共识。”

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如此重视中国，中国又如此需要西方的市场，习近平为什么要闭关锁国，跟自己过不去呢？

全面严控党国 毛二世复活毛思想

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网站发表该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简报》定期撰稿人、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教授林和立博士的文章说，中共领袖习近平在最近召开的中央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初心”，显然对邓小平“致富光荣”的理念作了重大修改。据胡润百富榜2021统计，邓的准资本主义战略2020年在大中华地区成就了1058名亿万富翁，而美国为696名，印度为171名。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泽东立即推行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粗暴的平均主义，包括清算资本家及其财产、建立人民公社等，结果造成人人共同贫困，大批民众成为饿殍。习近平祭出“共同富裕”，重返毛主义路线，部分原因是在明年中共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进一步巩固自己作为中共“毛二世”及终身“领导核心”和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

中共国的经济奇迹几年前就结束了，虽然中共声称2020年底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但李克强总理2020年6月指出，中国6亿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失业率为15%的城市穷人可能对稳定构成威胁，习近平及其御用学者认为，实现他们所谓的“共同富裕”关系到中共的执政基础。

习近平以“共同富裕”为借口，对全国超级富豪的私营企业实施更严格的党-国控制。这些私企涵盖从IT、物流业的庞然大物，到提供教育辅导服务的大公司。这次可能是自毛时代以来最大的财富再分配，但细节尚未公布。

最沉重的负担很可能由富人，包括私人企业集团的老板承担。他们将不得不为所谓的“财政转移支付”提供财力支持，并协助为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提供资金。习近平向超级富豪传达了强硬的信息——他们的财富将受到党-国“调控”的制约。

但习近平鼓吹的“共同富裕”理念，准确地说只是向毛时代倒退。有鉴于“致富”已经成为现代中共国失控的资本主义下民众的普遍愿望，受过良好教育、更精通商业的民众，能够被迫牺牲自身利益，恢复毛式平均主义吗？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试验区——河北省的雄安新区于2017年成立，占地1,576平方英里，拥有标准化收入和住房补贴、慷慨的退休保障等社会福利。然而4年后，该新区仅吸引到极少的国内外投资者，人口只略多于100万人，到处是无人居住的公寓楼，剩下的是享有租金补贴的公寓经理和工作人员。

习近平复苏毛的“共同富裕”理念，或许希望在外交上为“中共国模式”或“新时期中共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加公信力，佐证其“东升西降”判断。但他既然以毛式权力操控经济，监管财富分配，外国投资者和贸易伙伴做生意的成本必然加重，不可避免增加与中共当局的摩擦。

中美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部分原因就在于，美方坚持中共党国应退出经济，回归生气勃勃的市场经济。打着“为人民服务”招牌的所谓“共同富裕”，却与此背道而驰，进一步强化了中共对中共国各方面的控制。

“不是我要离开了香港 而是香港被拉向大陆”

香港自去年开始实施国安法后，中共展开秋后算账，民主力量便遭受打压，无论是民主派议员还是倡导民主的媒体，其发展空间均已所剩无几。11日，香港教协召开会议，以秘密投票方式通过解散决议，1973年成立至今、为香港最大单一行业工会的教协，因不敌政治压力，正式画下句点。此外，香港其他民主类社团、协会，甚至是个人，均已在港府的打压下无法喘息。

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的出入境记录显示，过去一年香港机场净移出的香港居民将近11万人。在离开香港的港人中，多数选择前往英国，英国政府估计，来为5年将会有大约30万的香港市民申请英国BNO签证移民英国。

香港民意研究所曾公布“香港移民潮”网上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对香港未来政治环境无信心，有20%受访者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

在民众感到愈加紧张的氛围中，九月份香港支联会遭遇毁灭性打击，警方指控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支联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常委都被警方逮捕。

香港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说，港警的行动对香港公民社会产生严重的打击，他认为支联会在过去32年一直和平且有秩序的举办六四烛光晚会，警方以国安法检控他们的行为是“莫须有”之罪。

在抓捕支联会之前，香港民阵、香港众志、本土民主前线、热血公民等香港民主派团体多数已被迫解散。

香港的传媒人和艺术家也纷纷移民国外。敢言的视觉艺术家黄国才，本打算留在香港，在看到此前有超过50名民主派人士在国安法下被捕时，只能选择离开香港，并表示会继续为香港发声。黄国才还说：“我不认为我离开了香港。我觉得是香港不得不离开我，因为香港被大陆挟持了。”

在这种被迫噤声的环境中，有人还在坚持，有人已经无奈奔走他乡，希望能在国际上得到支持和援助，还有更多的港人，背负着对港府的失望和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在是否离开的抉择中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