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博主马黑:香港事件以来,脑海里常常浮现一些故事有一些感触。
在中国广东附近,自1842年以来有那么一小块叫做香港的地方,它独立于中国大陆本土中央政权管辖以外,采用西方英国式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历经政治风雨历史变迁,这个事实对与之有各种切身关联的中国大陆人来说,或许有所不同。我吃惊的是有些人的言论居然会到如此仇恨的地步,什么“留港不留人”,什么“cnmb”, 所谓的爱国主义发挥到极致,就是如此的野蛮血腥丑陋法西斯。我一直在想:发出如此言论的人个人与香港关联着的国恨家仇究竟在哪里?
就我个人以及我周围的亲友们的经历来说,只有一句话:谢谢你,香港!
首先想到母亲在世时,一提到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常会这样说:还不是做给香港台湾看!
中国大陆有一批被称为为统战对象统战人士的群体,外公作为国军起义军人,属于这个群体。跟随外公起义的部下们,以后大多在历次运动中被整肃,命运悲惨,少数留在部队境遇好些,但旧军人出身的身份永远矮人一截,必须夹紧尾巴做人。外公因为到了他那个层级,稍有名气,虽然境遇比不上他的上司曾泽生和下属李佐,但比他的很多下属要好很多。共产党为什么对外公还算好?因为要解放台湾收回香港,要做给香港台湾看。母亲回忆50年代时,她曾经被单位指定在一个大会上发言,发言的主题是解放台湾。当时的省委某领导亲临会场听完母亲演讲,还指着父亲表扬母亲:我看你爱人的口才比你的好。为什么指定母亲演讲解放台湾?因为母亲是国军起义将领的子女,由母亲来演讲解放台湾,统战宣传比较给力。
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当年共产党红色革命浪潮势不可挡,横扫香港台湾,祖国山河包括香港台湾一片红。如果那样,外公他们这些统战人士命运如何就难说了。因为没有了港台,你就失去了统战价值,在红色江山中你的地位就微乎其微,境遇很可能会比较惨。
因为我的外公,我要说一声:谢谢你,香港!
我想起妹夫Gary90年代海归创业的故事。
我在万维征文 海归吗?很难了里曾经提到过Gary当年的这样一个经历:
“马黑妹夫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 是比较早的90年中期的海归,是真正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而不是唐骏那样假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当时他海归到了广州,和当地一个公司合伙生产一种新型的通信设备。整个核心技术都是妹夫设计研发出来的。眼看通信设备快要生产出来而且市场需求很好,对方就想独占,想法设法把妹夫挤出管理层,又偷偷趁妹夫不在时,几次潜入妹夫的办公室,想从妹夫的电脑里窃取核心技术。最后矛盾发展到很尖锐时,妹夫甚至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我和妹妹在美国紧张得要死,最后找了国内的朋友,偷偷把妹夫接出公司,连夜送到深圳,当晚就过了罗湖桥,妹夫回忆说,一进入香港,他才放下心来。”
为什么Gary 一进入香港才放下心来?因为香港司法比国内司法独立公正,所以到了香港会觉得比较安全。我们听过很多国内司法黑暗公安被买通成为恶势力打手的故事,Gary 到了香港后,心才安定下来,是有有道理的。
因为妹夫Gary的这个经历,我要说一声:谢谢你,香港!
我想到马嫂的三姨爹和姥姥。
马嫂三姨爹是广东顺德人,他与马嫂的三姨是北京读书时的同学。他们在北京恋爱结婚,毕业后三姨跟着三姨爹从北京去了广东安家。文革中,三姨得了痢疾被误诊耽误,年纪轻轻丢下两个年幼孩子走了,两个孩子都是马嫂姥姥在北京带大。
三姨爹家地主出身。50年代初期土改,三姨爹的大弟受不了批斗的折磨,游泳偷渡到香港。文革初期,地主又被抓出来批斗,三姨爹的小弟不甘被斗,也游泳偷渡去香港。三姨爹两个弟弟成了香港人。他们在香港做小生意,没有发大财,但生活水平比当时国内生活来说好得多。
因为姥姥在三姨过世以后,帮着三姨爹带孩子,三姨爹除了每月给姥姥抚养费用,每次到北京或者有人到北京,都会给姥姥带一些港货和外汇券。
马嫂姥姥在北京家的胡同里,是第一家有彩电的人。那个彩电是三姨爹请弟弟从香港买了带给姥姥的。如果有好看的电视节目,家里常常挤满看电视的人。姥姥在文革之中曾经被剃阴阳头,罚每天清扫胡同和厕所,受了不少侮辱。现在好了,胡同邻居争先恐后到家里来看大彩电,有种扬眉吐气之快。记得有一次姥姥还问马嫂:需不需要外汇券啊?外汇券是80年代国内比较吃香的一种有价证券。持外币的人到国内消费,要先兑换成外汇券,有些高档商店的特殊商品只接收外汇券。同是一元的外汇券,其价值高过一元人民币。姥姥手里常有一些外汇券,在胡同里有点牛。
三姨爹的两个孩子以后都是香港叔叔帮助去了日本,以后定居日本。
如果没有香港的存在,三姨爹的两个弟弟在土改和文革中无处可逃,日子肯定不好过。马嫂姥姥文革后也不会那么早就有大彩电和外汇券,更不会有文革后扬眉吐气的日子。三姨爹两个孩子出国到日本也就没有那么容易。
三姨爹,那个被马嫂姥姥当年称之为“又黑又瘦的南方人”,非常重情重义。三姨和姥姥已经过世多年,但他始终怀有对三姨娘家人深深的感情。他已经80多岁的人了,前年专门去北京看望了马嫂二舅,去年去西安去看了马嫂三舅,今年刚刚过去的8月又去看了马嫂的两个弟弟,还有石家庄二姨的两个孩子,我和马嫂都说,这个三姨爹真念旧情!
因为马嫂姥姥和三姨爹的这些经历,我要说一声:谢谢你,香港!
我想起我家一个澳门亲戚上个月来洛杉矶给我讲的一件事。
这个澳门亲戚与我同辈,但比我小15岁,叫我哥,他的母亲是我父亲的亲表妹,他是我的姑表弟。
他在澳门某航空公司工作十多年了。今年8月学校暑假期间,带着两个孩子自驾游美国西海岸,从西雅图一直开车到洛杉矶。
他与我一样,南方人找了个北方老婆。他的太太东北大连人,空姐出身,身高174,个真高。他的两个孩子都在澳门出生。
他说第一个孩子在医院出生时,他刚到澳门不久,不知道这边的规矩,想着要按照大陆的规矩给医生送红包,但不知道送多少,就请教一个澳门女同事。澳门女同事回答他说:“你想送几多(多少)钱红包都得(可以),就睇佢哋(看他们)敢不敢收。佢哋(他们)要敢收红包,就会有人着差人拉(读Lai)佢哋(捉拿他们)见官去。” 这个语句表述很好玩。他解释说,港澳那边直到现在还保留清朝时期的某些古老说法,所以把警察称为“差人”,把逮捕称之为“捉拿”
港澳社会制度风气大致相同,澳门受香港影响很大。澳门医院属于政府单位,医生护士相当与公务员。据我的姑表弟说,澳门与香港一样对公务员的操守管得非常严,政治清明没有说的。他一直很不习惯澳门的潮湿天气,但对澳门的政治清明非常赞赏。
我为我的姑表弟弟生活在澳门那样一个没有红包陋习政治清明的社会感到高兴!因为我的姑表弟的这个故事,我要说一声:谢谢你,澳门!当然也包括香港!
我想起我洛杉矶好朋友启的故事。
启成长于湖南长沙,但他的根是广东。启的爷爷就是1949年去香港的。因为这个香港关系,启的家庭在大陆政治上受岐视却在经济上受益很大。三年困难时期,广东发生大量民众逃港求生的事件。在自此以后,中国政府有个不公开的政策,就是允许有香港关系的人去香港讨生活减轻政府负担。启家有三兄弟,启的大弟弟就是那个时候依据这个政策,办手续去香港投奔爷爷生活,为减轻国内的粮食紧张做出了一份小小的贡献。
启回忆三年困难时期,他去排队帮家里买过豆渣吃。豆渣是猪饲料,很难吃,但困难时期连猪饲料都是好东西。而启的爷爷在困难时期常常从香港寄钱寄物接济启家的生活,因为爷爷的帮助,启家在毛时代生活改善很多。
我对启说过,我从小受红色教育,文革中自学英语目的是为了将来搞世界革命。启说:我从小就知道什么世界革命什么解放世界人民都是瞎扯淡,我从小就不相信那一套红色说教,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我的爷爷,他生活在老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比我们生活好得多。是他帮助我们生活得好,而不是我们帮助他生活得好。我们怎么去解放他们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什么鬼话!
启回忆,他大学4年级在广州实习,和几个同学一起坐船去肇庆玩。船上售卖可口可乐,只接受外汇券。启有爷爷寄来的港币兑换的外汇券,可以用外汇券买了可乐请同学们喝,感觉很爽!
启大学毕业前,收到美国语言学校录取通知,到广州签证后,本来还想回长沙参加大学毕业典礼和同学告别。但启的母亲对他说,不要回来了,赶紧走,说不定政策突然变化就走不成了。启听母亲的话,马上出关到了香港。因元旦期间到香港后买不到经济舱飞机票,有可能赶不上报名注册时间,启的爷爷掏钱帮启买了一张头等舱的飞机票,是头等舱不是商务舱喔,才如期来到美国上学。因为香港的爷爷,启来美国居然坐的是头等舱(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坐飞机),牛!
启说, 他在农村插队时, 就已经申请去香港。 但由于排期原因 一直拿不到香港定居, 最后才阴差阳错自费留学来了美国。
我要代我的好朋友启,在此说声:谢谢你,香港!
我想起我洛杉矶的球友杰森的故事。
我以前常打乒乓球,每个星期几乎天天去俱乐部打球,到处参加比赛。
我在乒乓球俱乐部打球时,认识一个叫杰森的球友,他年龄比我大4-5岁,来自广东,在洛杉矶市中心某大保险公司做IT工作,我们搭配参加过双打比赛,我与他还有另外一个球友曾经向广东中山一家运动器材公司团购买过三台发球机。他家住洛杉矶市中心一带,但是每逢周六都会到华人聚居的蒙市(Monterey Park)去看看他拥有的出租房或者收收房租,同时也来乒乓球俱乐部打球。
杰森给我讲过他从广东游泳偷渡到香港的故事。
他的母亲等家人都先于他到香港(怎么去的我没有问),就他一个人留在广东大陆农村。为了准备偷渡他经常在村子附近一条小河里练习游泳,冬天也坚持练习游泳。偷渡那天到了海边,先用一个塑料袋子,把游过去后上岸穿的衣服装进去封好,绑在头上,因为偷渡过去后有个上岸穿衣的问题。这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们通常在江河里游泳,下到江河里游泳还会再游回来,衣服留在岸边就好。但偷渡者们的偷渡下海后,就只能朝前游,游到香港岸边后,必须有衣服穿。杰森说,香港那边早就雇了人接应。接应的人接到偷渡成功上岸后的杰森,把他先带到一个人家里暂住。住下后,他再给家人打电话通知平安到达。没有过几天家人就来把他接回香港家里,以后他再从香港来到美国发展,有了今天的生活。
因为我有好几年不打乒乓球转而练crossfit, 已经与杰森失去了联系。虽然如此,我觉得他应该对香港也有一份感激之情,在此讲完他的故事后,自作主张,代他说一声:谢谢你,香港!
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还有洛杉矶另外一个好朋友老刘,31年前我们初到美国时,他比我有钱,有一张几千美元的银行卡,让我羡慕万分。他的钱是他的太太老陈在深圳制衣厂做管理工作挣的。老陈姐姐是香港人,在深圳投资设立了一个制衣厂,老陈去帮助香港姐姐管理工厂领着那个时代的高工资,才有可能资助老刘自费来美国。还有我的同学小高和小和.........。好了好了,不说了,说得太多。老朋友启要我打住,就此结束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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