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争困局》网站发表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全球研究员、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国际关系高级讲师、该校“战略研究中心”国防及战略研究员杰克逊博士的文章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1979年，那年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一年邓小平宣布，中国将在继续革命的同时推动经济发展，和外部世界进行贸易，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更早之前的年代，中国自二战以来两度和美国大打出手，一次在朝鲜，一次在越南。当然，1979年也和昔日的“同志加兄弟”越南兵戎相见。然而这些历史片断无法解释保障亚洲和平的原因，相反只反映初当代被中国化扭曲的亚洲历史。学术上的中国中心主义排挤了基于证据的标准，现有的文献倾向于夸大中国在亚洲各国命运中的作用。将亚洲“和平”归因于中国的外交政策，犯了两个逻辑错误。

　　第一个逻辑错误是，不能把造成系统层次后果的原因，只归咎于单个国家的决策，除非这些决策以某种方式改变了系统的结构。从本质上说，把地区性结果只归因于中国的决策，就是以外交政策混肴了国际政治。国际政治以及亚洲和平，是地区层级的现象，而不是单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本身。主张美式和平，即二战后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世界政治观点，就只能采取这种立场。因为美国的外交、国防政策选择导致了系统层级的改变，形成了所谓的“单极时代”。中国迄今的外交政策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第二个逻辑错误是，鉴于同样的理由，说川普2017年选择缓和北韩核危机，就是为亚洲“和平”负起了责任，并不是新见解或清晰的分析。如果说因为中国停止了在亚洲的角逐，亚洲的和平应归功于中国，那么越南、美国，以及每一个决定不参战冲突的其他亚洲国家，也都应该有份。1979年后，中国并不是唯一决定不参加亚洲战争冲突的国家，其他国家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众所周知，中国对朝鲜半岛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以至半岛永远离战争只有一步之遥。实际维护半岛和平的，是驻扎当地的美国力量。试图声称中国处于半岛冲突点和危机时刻的中心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中国在冲突到来的危机时刻，不是置身边缘就是完全缺席。历史就是如此尴尬。即使我们忽视了这些反对把中国作为现代亚洲历史中心的逻辑和历史理由，把中国外交政策视为亚洲和平的主要“原因”，本身也是错误的陈述，只会造成新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