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真实清晰的世界”网站发表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助理教授、《为什么美国需要一项新的外交政策》一书的作者戈德伯格（Edward Goldberg）的文章说，新冠之毒具有征服军队的力量，颠覆了全球经济和政治中长期形成的行为。很明显，这种新冠之毒的能量将在几十年中改变世界的观念。其中一些变化立即显现出来；另一些变化很难捉摸。有些变化将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多年，另一些则将慢慢改变我们的经济行为。 

第一个巨大的变化涉及中国，那里的新冠之毒似乎已经得到控制，但统治中国的共产党领导层付出了不知多大的代价。自邓小平以来，中共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已不再是建立在共产主义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增长，以及保证公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但是，中共政权现在如何能保持共产党在经济上是万能的神话呢？在新冠之毒打击下，中国第一季度的GDP并没有像政府预测的那样增长4%到5%， 相反却收缩了6.8%。 同样乐观的预测也绝没有想到，中国的海外客户现在由于对抗新冠之毒，正处于闭关状态，从而大大减缓了中国的出口。

由于中共政权对新冠危机处理不当，中共的治国能力受到质疑。尽管一个大规模独裁政权会对其人民进行各种宣传，但中共领导层在应对新冠疫症早期爆发时的拙劣表现，中国社会和公众有目共睹。中共领导层就像安徒生笔下没穿衣服的皇帝，同样无法掩盖。现在他们在国内和国际将如何表现，仍有待观察。

第二大巨大的变化涉及“零库存制造”，这种上世纪50年代日本发展出的生产概念，要求附属制造商根据主厂的需要适时提供零部件。由于运输、仓库和库存开支等成本大降，生产效率高得多。但正如中国的情况，零部件工厂因为卫生危机不能发货，主厂就不能将成品运送给客户。在新世纪，“适时制造”或“零库存制造”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然而，它的替代形态不会恢复成全球化之前的制造业，而是将转移到带有全球数据输入的3D打印制造模式。

第三大巨大变化与“货币政策”一词有关。“货币政策”通过调整利率，影响信贷需求和成本，是美国联邦储备局用来刺激经济的可靠老药方，也是各国央行的政策。其典型做法是，在经济急剧放缓时，央行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费，从而有效降低商品价格。但在新冠之毒导致的经济紧缩下，美联储的药方首次大半失效了。无论产品变得多么便宜，人们为了避疫，不会出去购买汽车或智能手机。无论人们多想买一部新手机，但亚洲迟迟不能发货，只会使可购买的手机越来越少。销售减少将迫使手机零售商店裁员，这些问题，传统货币政策手段无法解决。

第四大巨大变化是，城市是知识经济重心的概念受到挑战。过去至少15年来的共识是，城市提供了人们混合、交流想法的环境，经济的未来在城市，而不是郊区或农村。这就是促使亚马逊想搬到纽约的动力。但这场大流行后将令人反思，大量人口聚居是否有违卫生？如果这场卫生危机后发展出新的，更有效的远程工作方式，会如何影响到未来城市的发展呢？现在有了团队远程运作技术，在家工作比去办公室上班容易，但大量在家办公，是否会对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阻碍迫切需要的面对面的思想交流？在新的知识型经济中，正是思想交流，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当然，随着新冠之毒蔓延速度的加快，并有望最终逐渐平息，理解它如何改变世界，将变得更容易。但目前，上述四项全球政治和经济挑战似乎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