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经真心相信中共的人，公开站出来喊出——结束一党独裁！

她曾经是山东省政协委员，也是一个长期做慈善、帮助贫困儿童的人。进入体制之后，她原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为普通人发声，但她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最终，她把这些亲历写成公开信，并明确喊出：“结束一党专政，把选择和更换执政者的权利，交还给中国人民。”

那么，她究竟在体制内经历了什么？

1、结束一党独裁！原山东女政协委员震撼发声 

9月8日，原山东省政协委员周春卫发表公开信，公开讲述自己在中共体制内亲眼看到的“权力实际运作的样子”，以及她所经历的种种压力和遭遇，并首次公开表达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立场——结束中共一党独裁，结束中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把选择和更换执政者的权利交还给中国人民。

周春卫通过海外媒体发表署名公开信《我的立场：结束一党独裁》。她在信中开门见山写道：“我叫周春卫，山东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2023年1月当选，2025年1月被撤销资格；山东省中投慈善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写这封公开信，是为了说明一件自己“也曾经不敢想像的事”：“我公开退出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认同，并公开表达我对这个政党长期垄断国家权力的反对。”

而她特别强调，“这个转变不是在国外发生的，也不是被谁说服的。”恰恰相反，她说，把自己带到今天这一步的，是自己在国内的那几年——是她作为政协委员和慈善机构负责人，在一个普通人无法进入的位置上，“亲眼看到的东西”，以及“因为把看到的东西说出来而付出的代价”。

周春卫出生于山东一个贫穷农村家庭。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贫困，她一直希望帮助那些和自己一样贫穷的孩子。

2016年，她创办淄博暖爱人间助学中心，后来又发起山东省中投慈善公益基金会。七年间累计募集善款及物资超过两亿元，帮助困境儿童一万余名，项目从山东逐步扩展到西藏、新疆、贵州、湖北、吉林、山西等地。2023年1月，她当选山东省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她说，那时候自己“是真心相信的”。

她原本以为，这个身份意味着自己可以为弱势群体发声，可以把普通人的处境带进体制；她也相信“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扶危济困”这些话是认真的。但她后来发现，自己“错了”。而让她明白自己错了的，恰恰是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因为这个身份把她带到了一个能够“看见另一面”的位置，也让她第一次知道：把看见的东西说出来，是要付代价的。

担任政协委员之后，她开始频繁接触省、市、县各级官员。她在信中形容，自己看到的是一种强烈的“表里不一”。“在台上，我听到的是人民、奉献、廉洁、艰苦奋斗；在台下，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生活……”她说，在自己接触过的一部分官员当中，公开的言辞和私下的生活“是两套东西”，而且“两者相距之远，超出我此前的全部想像”。

最刺痛她的，是这种反差与她所帮助的贫困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曾为一个孩子几千元的学费四处奔走，见过一个家庭为凑不出这笔钱而低声下气；我也见过一顿饭、一瓶酒的花销，超过这样一个家庭一年甚至几年的开支。”

于是，她开始追问：“如果这个党真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什么掌握权力的人可以过着与人民完全不同的生活？”她坦言，自己过去看到的是“宣传”，后来看到的则是“权力实际运行的样子”。而她有一个“改不掉的毛病”：“看到了，就说出来。”

政协可以“建言”，却容不下“不同”

周春卫写道，担任政协委员期间，她确实经常发言，谈的多数是自己熟悉的领域。在她看来，这些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属于普通的公共议题。但她很快发现，政协欢迎的是“建言”，却不欢迎“不同”。

只要意见与既定政策一致，可以尽情地说；一旦不一致，情况马上发生变化。自己曾被明确要求：“不要在会议上发表与党的政策不一致的言论。”有时候，是会务安排上的调整；有时候，是有关领导私下谈话；有时候，仅仅是一句看似随意的提醒：“这个话题就不要讲了。”“你的发言稿先送来看一下。”“这不是政协该讨论的问题。”她说，这些话都说得很客气，但“意思从来没有含糊过”。

她还提出了一个自己后来才想明白的问题：中共的《代表法》规定人大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不受法律追究，而政协委员没有同等的法律保护。在她看来，这意味着一个政协委员一旦说了“不该说的话”，会议结束以后，“没有任何规则挡在他和有关部门之间”。于是，许多委员逐渐学会了只提“安全提案”——不痛不痒、不碰真问题、不去得罪任何人。

周春卫写道：“这不是他们怯懦，这是这套制度筛选出来的结果。”而她后来遭遇的一切，在她看来，根源正是这里。

从“曲线施压”到被撤销资格

周春卫在公开信中进一步描述了自己所经历的压力。因为坚持说真话，“曲线施压”随之而来。她称，当局利用对慈善机构的年检和审批权，把她最关心的贫困孩子当成软肋，迫使她在机构内部设立党支部，并逼迫她将本应用于帮助孩子的钱拿去供养政府机构，前后总计数千万元人民币。

而到了2025年1月17日，她突然被撤销山东省政协委员资格。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跟她正式谈过一次话，也没有人向她说明理由。“在此之前，没有人问过她一句话；在此之后，也没有人向她说明理由。”

对她来说，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她对这个体制的认识。她曾经相信，“党领导一切”意味着效率。但后来，她想明白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当一个政党同时领导政府、公安、检察院、法院、媒体、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时候，还有谁能够监督这个政党？公安错了，谁来制约公安？地方政府错了，谁来追究地方政府？

她的答案是：“当所有的权力最终都通向同一个中心，所谓监督就只剩下内部监督，而不是人民对权力的监督。”她强调，这才是自己厌恶这个制度的根本原因。

周春卫在信中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注意：“如果问题只是几个坏官员，换掉他们就可以了。但我遇到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套逻辑。”

她在公开信中明确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结束中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把选择和更换执政者的权利，交还给中国人民。”她也坦言：“我很清楚我今天写下这些话意味着什么。”

这封公开信最后写道：

希望有一天，中国人不再因为批评执政者而恐惧，不再因为说出自己看见的事实而害怕，不再因为讲了一句不同的话而失去职务、失去事业、失去自己一手办起来的事情；希望有一天，一个人的意见不必先经过审查才能进入议程，政府受法律约束，司法独立，媒体可以自由地调查权力，社会组织可以自主地运行而不必接受政党的进入，人民可以自由地表达政治观点，并真正拥有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 　　

法律应当高于政党。 　　

政府应当接受人民监督。 　　

国家属于人民，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

2、横行全球的犯罪巨头：华为被当庭扒下底裤 

9月9日，华为在美国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刑事审判正式开庭。美国司法部检察官斯托特在开案陈词中，直接将华为描述为一个通过窃取美国企业技术、欺骗金融机构来扩张全球电信帝国的“犯罪企业”。

斯托特用三个词概括华为过去20年的经营模式：“盗窃、谎言、掩盖。”他指控华为及其子公司涉嫌密谋窃取至少5家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包括思科路由器源代码和T-Mobile用于测试手机的机器人设备，并称华为内部形成了“犯罪与腐败文化”，甚至把窃取竞争对手信息作为商业策略。检方还指控华为隐瞒伊朗业务，通过美国金融体系转移资金，并协助伊朗方面进行监控。

案件最早源于2018年的起诉。此后指控不断扩大，最终涉及敲诈勒索共谋、银行欺诈、违反制裁以及窃取商业秘密等罪名。

华为方面则全面否认指控。辩护律师称，这起案件讲的是“竞争，而不是共谋；创新，而不是盗窃”。值得关注的是，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曾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她后来通过和美方达成认罪协议后返回中国，并承认曾就华为伊朗业务向银行作出误导性陈述。相关承认内容将被作为证据提交本案审判。庭审预计持续约三个月。

这场持续八年的案件，如今终于进入法庭正面交锋阶段。华为究竟是靠创新崛起，还是如检方所指控，长期依靠“盗窃、谎言、掩盖”扩张全球版图，最终将由陪审团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