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债务危机来临 美国要逃离中国 越快越好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法学博士、《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章家敦近日在《国会山报》撰文表示，中国的债务危机迟早会拖垮中国的经济，美国必须与中国脱钩，以减少损失。
文章说，恒大是贷款建房商业模式的缩影，曾经是中国最畅销的开发商。在过去几个月里，恒大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华尔街日报》上周四（9月23日）报道说，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当局正要求地方政府为恒大倒闭做准备，地方官员已收到指令，为即将而来的暴风雨做好准备，同时监控民情。
文章认为，中共没有足够资源救恒大，他们的经济受到债务和疫情的影响没有足够的现金。在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的债务，包括地方政府的欠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七倍，新冠疫情后这一比率又进一步恶化。”
虽然中共当局称其外汇储备仍高达3.23万亿美元，但是扣除外汇欠账，已经所剩无几。类似恒大的公司太多了，比如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新力控股集团，广州富力地产等都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困境，这必然导致中资银行也面临风险。所以，中国正在经历类似1989年东京股市崩盘的现代版，并将面临十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停滞。
中国的负债经营至少是美国在2008年危机之前的三倍。中国经济会面临大震荡，美国只有通过将其经济和市场与中国脱钩来保护自己，中共欠债太多，已经没有能力解除困境。对美国来说，唯一要做的就是逃离中国，越快越好！
普京的俄罗斯：一个“强人”和一潭死水
9月17日至19日，俄罗斯举行国家杜马，即议会下院的选举。20日选举结果出炉，拥护和配合普京执政为主要任务的统一俄罗斯党以近50%得票率夺取450个席位中的324席，远超第二大党俄罗斯共产党的57席，继续蝉联执政。而本次选举有近一半合格选民未参加投票。
这一结果与5年前的上届俄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没有太大差别。在这并不意外的结果的背后，是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政治一潭死水的境况，以及反映出的俄罗斯人民的政治冷感、俄政坛的腐朽，乃至整个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消沉与堕落。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一度有著活跃的政治局面。1990年代，以时任总统叶利钦为代表的主流右翼自由主义、久加诺夫为代表的俄共左翼改良社会主义、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极右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亚夫林斯基为代表的中间派温和主义，竞相在俄罗斯政坛起舞，争夺民意和权力。
可是，普京的上任让俄罗斯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在世纪之交登上政治舞台的普京，通过赢得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让俄罗斯人民乃至世界都认识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硬汉”。此后又逢911事件后美国出于反恐需要对俄罗斯的战略妥协，以及国际油价的暴涨，普京执政的俄罗斯在外交上重新打开局面，经济更是借助石油天然气高价出口强劲复苏。普京因此得到了广泛的拥戴，也得以走上长期执政的道路。
普京从此开始按照他的意愿重塑俄罗斯。他打击寡头，将那些在苏联解体后对国家和人民巧取豪夺的寡头们关进监狱或者逼其流亡，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在经济上，普京着力发展能源工业和军事工业，赚取大量外汇。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重拾大俄罗斯主义和东正教传统，以此凝聚人心和振奋国民精神。在外交上，积极发展与中国等新兴强国关係，以图对抗西方。
这一切固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由于普京个人的独断统治，将俄罗斯由自由主义拉入威权主义甚至专制主义的泥潭。普京在大刀阔斧推动其改革措施的同时，收紧了政治自由，打压公民组织、削弱政治反对力量、破坏宪政体制，建立了普京一手遮天的威权体制。
普京对于那些拒绝降服的政治反对派、记者、公民运动人士乃至体制内的反叛者，采用了拘禁、酷刑甚至暗杀等手段对付。普京政权经常以涉嫌经济犯罪或违反结社法律为藉口对付反对派人士和组织，拘留反对派人士、查抄工作场所，让反对派处处受限、备受骚扰，最终无法正常工作和运转。普京政权对反对派中的死硬分子则不惜痛下杀手，包括俄政府前副总理涅姆佐夫在内的众多异见者被杀害，有些逃亡到国外的反普京人士，如利特维年科在英国被下毒而亡。
此外，普京政权还通过修改选举制度等方式，削弱反对党在政坛的影响力。在普京政权的软硬兼施下，曾经活跃的俄罗斯各政党不是宣告解散、销声匿迹，就是影响力大减，成为普京及统俄党的“卫星党”、“花瓶党”。包括一直对叶利钦和普京持激烈批判态度的俄共，也收敛锋芒不再正面挑战普京的权威。相关政治人物也转趋低调，不敢再那么直言不讳的批判普京政权尤其普京本人。
虽然俄罗斯的民主框架表面上仍然存在，有普选和多党制，可是实际上已经成为普京及其亲信把持的、以利益和暴力维繫的威权国家。官员的任免、各种政策的制定、经济成果的分配，都充斥著交易、贿赂、私相授受，腐败与依附主义主导了一切。权贵精英相互勾结，尤其暴力机构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
普京对这些当然一清二楚，他除了偶尔嘴上说要反对腐败和官僚主义，实际上却不会去改变。因为只有这样的体制和环境，才能让这些既得利益者拥护他。普京主观上未必希望国家变成这样，但是客观上他是最大受益者，也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他为了圆他的现代沙皇梦，不惜牺牲全体民众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民众对政治渐渐冷淡。对于普京的专制虽有不满，但是觉得其他政治人物比普京更差。对社会无处不在的腐败，则是习以为常，索性当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以适应。虽然有少部分人尤其部分青年人时而发起抗议示威，抗议普京专制和政权腐败，但无法吸引主流民众的参与。这些为数不多的抗议者，也没有系统的政治纲领和行动方案，只能“为反对而反对”，完全不可能取代普京政权。
“有怎样的国家，就有怎样的人民；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国家”。从19世纪末至今，俄罗斯就一直在高压专制和暴力革命中循环往复，人民与执政者之间的关係也在信任与背叛中恶性循环。这样的迴圈，不仅破坏了经济建设，也让民主宪政进程屡遭打断、构建公民社会的宝贵积累毁于一旦，社会风气和个人信仰也变得极端和畸形。民主政治的建设需要温和而坚定的公民，俄罗斯的历史却造就了时而暴虐时而麻木的民众。这样的民众也确实无法去构建一个良性的民主社会。
俄罗斯不仅政治上越发专制，经济也江河日下。随著近年来国际油价的下跌，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收入大跌。因其吞并克里米亚招致的国际制裁让经济雪上加霜。更根本的，是俄罗斯恶劣的经济环境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从未得到改善。普京的经济改革不仅治标不治本，还加剧了能源依赖和产业畸形。
本次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又一次证明了俄罗斯政治现实的无奈，以及俄罗斯民众的逆来顺受。在普京治下，俄罗斯社会如一潭死水，毫无活力和希望，仅仅依靠从沙俄到苏联时期的老本支撑起大国的骨架。俄罗斯人民也没有觉醒的迹象，只会在回味旧日辉煌和适应现实中日益沉沦。
“资产阶级”的香港电影 1960年在大陆引起巨大轰动
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但党不能强迫人们去喜欢党制作的电影。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曾经引进了一些香港电影，在上海等地，引起了一场轰动。
在中国电影院1949年后停止放映好莱坞电影后，直到六○年代初期，刘少奇主政下，香港电影一直在政治上还是可以接受的，即使在“大跃进”强调生产和反消费主义宣传的高峰期也是如此。例如一九五九至六二年，上海一共放映了二十九部香港电影，几乎所有电影票都被抢购一空。相反地，在“大跃进”期间放映的中国电影，像《常青树》和《钢城虎将》两部关于工人克服障碍以增加钢铁产量的电影，观众人数就少得多；一家有著1230个座位的戏院，只卖出了五分之一的票。
六○年代初，香港新片《美人计》将在上海放映，导致了长达六天的排队购票人潮，并引发数起斗殴事件。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电影的所谓“资产阶级”内容，反而造成吸引大批观众踊跃购票。根据上海宣传部和青年团的研究，观众发现香港电影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展现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包括化装舞会和舞蹈。甚至那些专注于描述穷人生活、更具说教意味的香港电影，也影响了大陆消费者的发型和服装品味。在整个毛时代，城市里的年轻人都在模仿这些资产阶级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只要香港电影中出现新的服装、发型或鞋子样式，很快就可以在上海街头找到仿冒品。其他人则试著学习英语，期盼有一天能够前往香港一游。一位女学徒承认，她从工作场所偷钱，买了一件衣服，这衣服是按十分卖座的香港电影《垃圾千金》中的服装仿制的。
那个年代的年轻电影观众将他们自己的物质环境与香港电影中描绘的环境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华人过着更好的生活。看过《美人计》之后，一位年轻工人如此总结：“在香港，生活是自由的，有你需要的一切，与上海不同。我们光是要吃口饭，就必须先拿到粮票。”
一九五九年，上海市电影局决定发放更多的许可证给香港电影，以增加市政收入，但这种作法引发了人们的狂热甚至暴力。在大名电影院，人们砸碎了出入口和座位，至少有十个人从屋顶爬进去买票。在淮海电影院，一些人排了六天六夜的队购买团体票。在文化广场的售票处，多达三到四千人挤成一团抢票，市政府不得不派出大量警察和工人到广场维护秩序。
共产党终于承认文化政策的失败，并于一九六三年禁止引进香港电影。人们再次看到香港电影，是十五年以后了，香港的喜剧片《三笑》、时装片《巴士奇遇结良缘》等影片，再次在大陆引起轰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