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江夏编译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该报前北京分社社长、《美丽国家和中央王国：1776年至今的美国和中国》（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一书作者潘文（John Pomfret）的文章说，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远不仅仅是一种疾病；它是对习近平主席的统治，以及他2012年掌权以来中国所走的方向最严峻的挑战。
中国革命自1949年以来，统治国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核心，一直在“红人”和“专家”之间，意识形态和专门知识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期间，多达65万中国知识分子（或“专家”）因为思想不够“红”，而被遣送到中国的古拉格劳改营。标志着红色经济政策高潮的大跃进运动，导致约3000万中国人饿死。1966年到1976年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忠于党主席毛泽东的帮派杀害了数百万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毛是所有这些帮派最高的红色首领。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结束了文革，使中国走上了经济现代化的道路。“红人”和专家之间出现了不稳定的休战。“红人”曾经抬起敌意的头，例如1989年6月4日，邓小平下令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各地镇压支持民主的示威，导致数百人丧生。
北京地铁站防疫人员检测乘客体温
尽管如此，中国的总趋势还是倾向于专家。在2000年代的某个时候，执掌最高权力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七名成员都是工程师。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政府，特别是国务院和总理办公室权力越来越大，在经济和国企改革等关键问题上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习近平上台后扭转了这些趋势。他通过增加党内垄断决策的“领导小组”的数量来掏空政府的权力。他任命自己担任包括监督经济改革、外交事务、内部安全、创新和技术小组在内，大多数小组的主席。
2018年，习近平实际上宣布自己为终身国家主席，摧毁了邓小平构建的政治接班架构。他还发起了一场反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运动，甚至下令审查人员从中国大学图书馆撤下内容不够红色的书籍。当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问习近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点是什么时，习近平回答说，“中共8,668万党员”在他心目中比专家更红。
但是冠状病毒与其它病毒不同，对习近平所建立的系统提出了挑战。习近平被迫向专家低头。上周，他任命以前卑躬屈膝的总理李克强，担任负责处理冠状病毒疫情的领导小组组长。这对习近平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正如中国人所说，他曾试图成为“一切事务的主席”。但现在是李克强而不是习近平，到疫症爆发地武汉去监督抗病工作。
习近平为什么允许李克强从他的权势阴影下出头？首先，李克强在河南主政期间，曾有处理卖血导致艾滋病流行，以及2003年处理严重的非典疫情的经验。其次，正如一名中国网民在微博上所写，“关键时刻，领导很多小组的人缺席了”。这个帖子自然很快就消失了。当然，习近平可能把李克强作为中共无法控制病毒疫症的替罪羊。
在新型病毒于12月8日首次出现后的几周内，北京和上海的研究人员对冠状病毒基因组进行了测序，确认了该病的起源，并很快开发了测试试剂，分发给中国各地的省级疾控中心。这是一项快速、专业的工作，并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
但与此同时，那些接受党领导人命令的中共官员非但没有与病毒作斗争，反而混淆视听，压制有关病毒疫情的消息，并威胁要起诉那些试图打破信息封锁僵局的人。
1月12日至1月16日的每一天，武汉市卫生建康委员会都宣布，没有新的病例，也没有涉及病毒的密切接触。与此同时，病毒正在肆虐。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向医院、诊所等卫生保健单位发出命令，禁止发布任何有关治疗这一新疾病的信息。
正如武汉当地记者报道所说，“政治第一，维稳第一”。这是习近平的制度。而现在，所有中国人——或许还有习近平本人——都将不得不应对其后果。赌注非常大。现在预测习近平政治生涯开始结束还为时过早，但这场流行病显然正在从核心动摇中国和习近平的执政方式。
